編者按：「修例風波」引起的社會動蕩，時至今日仍未停歇。無良媒體及「縱暴派」美化黑暴，掟磚、縱火、起底……暴行令無數嚮往安寧平和生活的市民痛不欲生。幸而，仍有人無懼無畏，敢於挺身而出，他們愛國、撐警，與暴力抗衡，用不同的方法，去守護香港，守護希望。點新聞網推出「我們身邊人」系列專題，講述黑暴漩渦中，在我們身邊那些愛國愛港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
「我最傷心的，是我當他們是朋友，但他們卻把我劃為了『敵人』。」在內地讀書的港青江貴榮，提及一些昔日的中學同學時，這樣說。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阿榮中學畢業後，選擇了北上升學，在廣州暨南大學修讀國際關係課程。談及原因，他說那時候港人對內地比較陌生，充滿了好奇，周圍也有其他中學同學一同赴內地升學。「在廣州認識了很多朋友，也見到內地的發展速度，比起父輩們說如何如何，自己去看，才發現變化已經翻天覆地。」
2019年夏天，修例風波的「戰火」蔓延全港，身處內地的江貴榮也收到一些資訊，「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感覺是不開心，心情複雜」。他提到，作為修讀國際政治的學生，這件事是一個討論、理解香港的契機，但同時，也遇到一些人或多或少受到輿論影響，一聽到是香港來的就懷疑是「激進分子」。「雖然講清楚後實際影響並不大，但如果長久有這個成見在腦中潛移默化，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香港年青人。」
阿榮說，自己有一些中學同學參加了2019年的遊行示威，甚至暴動，有些人被捕，但有沒有提堂或坐監，他不曾了解。「社會事件爆發後，雖然是舊同學，但他們知道我在內地讀書，也知道我曾接受採訪和他們立場不同，在他們認知裏，覺得我是『敵人』，所以比起中學時代，很多事就不會跟我說了。」
「中學時期，同學之間也會就政治問題進行探討，那時候就算政見不同，也不會像現在這麼極端，可能吵完，一起吃頓飯就沒事了。」阿榮說。現在不一樣，極端或激進的對抗下，中學6年的朋友，甚至有些從小學就認識的同學，因為去年的事，關係就變淡了。「他們甚至懷疑我是『國安』，會『篤灰』出賣他們。」
面對「被割席」，阿榮有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當下香港青年人的問題，不是一刀切就能解決的。在他看來，應該更深入地分析香港年青人發生什麼問題，持反對意見的到底由什麼人組成，不應該一直說「他們就是不愛國、不喜歡建制」，應該細化。
阿榮舉例說，修例風波期間他回香港實習，想通過幫一些建制團體做事為香港出一分力。但實習過程中，也遇到過一些因為種種原因而對年青人的「成見」，「對有心以正常、合理途徑做好一件事的年青人抱以成見和偏見，導致在制度內出現溝通問題，某種程度上就會存在把他推向對立面的可能。」這令他開始思考，究竟青年工作應該如何做。
「黃絲裏面也有深黃、淺黃，不應該直接說所有示威者就是黑暴。」阿榮不反對和平表達訴求，他相信，自己的同學裏有些並非是為反而反，「社會或政府如果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他們走出來用正常示威遊行表達，我覺得是可以的，比如我用接受採訪、用言語的方式表達，雖然方式不同，但出發點都是想要社會進步。」阿榮建議，對於淺黃人士，可以多溝通，做多一點，其實就能得到這班人支持，或者不反對。
「更激進的那些，站在我的立場不希望那樣。」阿榮提到，有一部分人，無論政府做什麼都不喜歡，只喜歡極端思想的，現階段很難通過一般手段處理，只能通過香港國安法等辦法對付。「用他們的話來說，沒辦法就一定要割，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
提到跑去乞求外國制裁香港的香港年青人，如黃之鋒、羅冠聰等，修讀國際關係的阿榮看的很是透徹，「一個外國要不要『幫』一個地區或者城市，和這些人發表言論沒有太大關係，實際上都是政治博弈、大國博弈的一種。」在他看來，比如BNO等議題，不是這些港青發表幾次「國際演說」，呼籲多少聯署就可以實現的，「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考慮，俗稱『沒有絕對的朋友或敵人，只有絕對的利益』。所以這些人去外國『遊說』，其實基於國際關係之下，實際上沒什麼太大用處。」
當被問到如果遇到過去的中學同學會怎麼做時，阿榮說，作為朋友，如果他們願意聽、願意溝通，他很想和他們聊聊天，就像中學時代一樣。「我希望他們想清楚，你當然有自己的個人理想、社會理想，但如果真的不好彩，走上前線被抓，法院判你坐監，你想想你能否承擔這個結果？因為坐牢會影響的除了你自己，還有你的家人和未來，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承擔這個代價？」
香港的年青人面臨很多問題，包括買不起樓、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阿榮說，這些問題是所有年青人共同面對的問題，所以要一起去找解決辦法。「我明白很多『仇恨』的東西段時間無法消散，但年青人最多的就是時間。如果有機會，希望社會上有人牽頭，或者私下也好，大家能出來聊聊，一起出謀劃策，去尋找最優解，而不是在那一刻被人煽動後用極端方式去犧牲自己的未來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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