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受疫情蹂躪之直接影響，香港正處於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窘迫之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抗疫防疫施策在備受詬病後終於有點起色，然而，因為延誤拖延造成的疫情尾大不掉，重創經濟民生，尤其是水深火熱的中小企業更加瀕臨倒閉潮，香港社會復元或再添陰霾。另一方面，疫情導致的民怨沸騰，正在持續發酵。今時今日之香港，縱然有中央領導三令五申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還是不能不回味起當年朱鎔基總理對香港的一席熱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話說2001年7月3日上午，朱鎔基總理陪同愛爾蘭總理埃亨在國賓館院內散步後，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香港經濟的發展還是要背靠祖國、背靠內地，在這方面我並不悲觀，內地的經濟好，香港的經濟壞不了。我覺得香港應該團結一致，發揚民主，大家來討論。很多問題需要討論，應該採取一些怎麼樣的對策，但是，也不能老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仔細咀嚼朱鎔基的這番高瞻遠矚的肺腑之言，再對照香港今日之境況，就好似是今日剛剛講完的錚錚之言，著實讓人唏噓不已。雖然朱鎔基當年提到，只要內地經濟好，香港的經濟壞不到哪裏。要知道，朱總是在20年前說這番話，20年前誰人能夠預料到由香港老大哥帶挈的小弟弟深圳會超越香港？又誰人能預測到，再過一個20年的時間，香港將是怎樣的一個境況，時間永遠不會刻意為誰人停留。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慢進就是退步，其真切的意蘊就在這裏。雖然從整體發展趨勢看，內地經濟好，香港差不到哪。若然總是如此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就算不差，兩地的差距也會隨著時差而拉開。莫非，深圳停滯等待香港追上來？多麼天方夜譚式的笑話。
再回味朱鎔基2002年11月訪港，在禮賓府接受港府宴請並發表講話。朱鎔基首先談及香港經濟問題，指當年香港面臨的挑戰是歷史原因構成，是多年來「繁榮累積了泡沫」，但他十分肯定香港有獨特優勢，認為「香港的事可以靠香港自己解決」，因為香港有「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比較高效率的公務員，還有優秀企管人才，與世界有廣泛聯繫」。朱鎔基站在國家發展大局的高度對香港未來寄予了厚望：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
當然，沒有人會願意當這個民族罪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就稱，對抗疫情的主體責任完全在香港，特區政府抗疫表現差，「中央都無面」，但歸根究底特區政府才是負起主體責任的人，事實上，中央亦在抗疫過程中大力支持香港，出台各種措施。如果中央的全力支援不能得到有效落實與發揮，而且還常常人為地被打折扣，那麼，這樣的局面，這樣的人事，這樣的體制，這樣的管治，就確實應該變一變改一改了。不能再自我感覺良好，更加不能再自以為是了。很簡單，抗疫不單在於議更重要的在於行，中聯辦的提示言猶在耳：當前最為迫切的是行動。
無獨有偶，一向縱橫政經界的前財經事務局局長馬時亨，今日在媒體撰文，點出香港四個深層次問題，首三個問題可說是老生常談的社會共識，包括房屋、人口老化和經濟轉型，但他列出的第四個深層次問題「政府施政執行力」，卻明顯地是劍舞偏鋒，意有所指。馬時亨認為，「這次抗疫戰中暴露出的種種行政失當，令人多少對政府的信心減弱。因為無論在宏觀的統籌上，乃至執行的細節上面都出現不少本應可以避免的紕漏。民無信不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對政府施政至關重要，因此必須從此環節馬上著手改善。」「識途老馬」馬時亨如此劍指曾經服務的熱廚房，其用意顯然在於敲邊鼓，讓曾經的同事為個人前程也好，為香港前程也好，能夠打醒十二分精神，決而要行，決而能行，決而必行。
不論如何，沒有人願意充當一個民族罪人，更加沒有人願意看到今日香港之困境。遏制控制疫情毫無疑問將是一個並非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已經蔓延四散的疫情，也只能一步步想方設法控制，慢慢降溫，達致最終的控疫通關目標。關鍵的問題還在於，疫後怎麼辦？社會各界確實應該反思朱鎔基總理20年前對香港的警示，「香港的事可以靠香港自己解決」，主體責任的底蘊大體若此。香港的事情不僅要議，而且要決，更加要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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