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導祖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調研，筆者逐漸對導致香港經濟結構目前局面的邏輯鏈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期開始就和大家一起梳理，並反推找出破局的策略。
相信大家均有共識，香港的經濟結構改革就是將現實以金融地產佔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到以創科佔主導。我們知道內地的發達城市如上海、深圳，最開始也是借鑒香港模式以土地起家積累財富，但為什麼到如今發展到金融、科技兩不誤而香港卻只囿於地產、金融呢？我們發現，一是財政支出沒有花到位，二是資源配置沒有用到位。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特區政府經常開支中，剔除疫情影響，佔比最大的是與人（主要為公務員）有關的支出，包括個人薪酬、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和退休金，過去4年維持在30%以上，而與教育有關的所有資助金（含教育、大學和職業訓練）匯總佔比僅有18%，創新及科技基金支出更是只列入非經常性開支，佔全部支出過去幾年只有0.3%，2020-2021財年才提到近年最高，也僅有約0.6%。而深圳2021年創新科技占財政總支出為8.3%，教育開支佔比為21%，兩項有助城市持續成長的開支佔比都遠遠高於香港。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數據，截至2021年9月，香港公務員總數約17.6萬人，佔總人口比重約2.38%，占勞動人口比重約4.78%，而新加坡公務員人數占勞動人口比重僅為2.3%，而中國內地更是僅有0.5%。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21年報告，新加坡政府效能排名全球第一，而香港隨着公務員人數增加，效能排名卻從2015年的全球第三下滑到2019年的全球第九。因此，建設真正的「小政府」，公務員隊伍是否可以通過優化流程（並電子化）裁減冗員或依績效給予報酬從而縮減這方面的開支，將更多資源投入教育和創科，是可以考慮的解鎖之策，據了解也是立法會在討論的議題。
至於導致龐大財政赤字的疫情相關非經常性支出，譬如2021-2022年財政預算一次性紓困金額即達812億港元，雖然市民包括導祖本人從個體角度皆大歡喜，但其佔總支出近11.5%，占財政赤字近80%，在美元升值聯繫匯率遭受衝擊的背景下並不利於大局的金融穩定，而對消費市道的刺激也屬短暫，最大受惠者亦並非本地從業者而是外地產品提供方，導祖是持保留意見的。正如2021年醞釀提高股票印花稅率以期增加印花稅收入時，我們亦指出此招不利於大局性的港股流動性溢價，對整體市值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在成交量下跌情況下增收亦未必如預期，後來不幸驗證。這些財政決策，還是牽涉到理念上如何擺脫線性短期思維方式，更多從全局性長遠角度進行規劃。筆者認為以各種方式加大支出支持教育和創科，同時以正面措施催旺鼓大港股市值，從而使金融有利可圖為創科服務，才是本港的長期正循環之策。
資源配置沒有用到位，主要還是指土地。這麼多年來，香港的土地供應聚焦於房屋，甚至有建議將工業用地轉為住宅用途，而創科用地回歸25年來主要還是數碼港和科學園總共46公頃的土地（涵括了相當部分用於住宅），佔香港總面積0.04%，而深圳單單阪雪崗科技城就達28.51平方公里（合2851公頃），規劃中的七大創新集中承載區和20大先進製造業園區共約300平方公里，占深圳總面積約15%。鑒於特區政府思路轉變，我們欣喜看見這兩年加大了創科用地的規劃，2021年施政報告將創科用地大增250公頃，包括了河套地帶的新田科技城、科學園擴容4倍和北部大都會區的流浮山新數碼港。我們期待李家超特首的新施政報告給我們帶來更大的憧憬。
資源配置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公共房屋，在深圳和上海，公共房屋相當部分是用於吸引人才的，（深圳人才條例）提出「十三五」期間將提供30萬套人才住房，對人才租房補貼更是頒布了專項的實施辦法（深圳市新引進人才租房補貼工作實施辦法）。在人才房（包括公租房和安居房）申請上，更是明顯向高學歷落戶年輕人傾斜。整體原則上公共房屋是對城市建設者貢獻者的福利。反觀香港的公屋政策，雖然在扶助弱勢群體上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因為制度設計弊端，客觀上鼓勵了不少富人占便宜或懶惰的行為，當年輕人躺平的預期與實際不符時（調研得知有年輕人為申請公屋大學畢業後即不工作，因等待配屋時間長於預期而表示不滿）便滋生了不必要的社會矛盾，更聽聞有學歷越高越要扣分的費解建議。這些弊端客觀上營造了社會上部分群體不思進取而依靠向政府索取。曾經有議員和學者提出將應遷離公屋富戶資產標準降低到限額30倍（原為100倍），公屋申請年齡提高到30歲（以免年輕人產生不切實際預期，很多時候矛盾產生於預期與實際不符），向大灣區（如中山）買地興建香港公屋等，筆者認為都是啟發思路的破解之道。概括而言，稀缺的本地公共房屋資源應為建設創科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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