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導祖
2019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根據規劃綱要，大灣區不僅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還包括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7個城市。截至2022年2月，大灣區已形成通信電子信息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無人機產業、機械人產業以及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產業集群。
近幾年，我們總說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建設，但是否代表過往香港沒有融入大灣區呢？並不是，回顧歷史，上世紀80年代後的香港工業北移，本世紀初的自由行，近年香港的大學北上設立分校區，都是雙向融合的重要動向。如果沒有融入大灣區規劃，香港也不會投資約860億港元建設廣深港高鐵，不會投資約1300億港元建設港珠澳大橋。因此，我們現在所說的香港融入大灣區建設，應該具備更深層次的思路和創新舉措。讓我們循着香港以創科建設為核心的定位，沿着經濟結構改革的方向，一起研討共建互惠互利的大灣區。
前幾期我們論述過，香港要建設創科中心，實現經濟轉型，面臨着幾方面的障礙和局限。有些局限是需要從內部突破的，譬如改變城市管理者思維理念、裁減公務冗員、調整財政收支思路、完善土地供應和公營房屋制度等，但有些局限又是需要外來補足的，譬如土地和科技人才的短板，這就需要藉助大灣區的優勢。但是，向大灣區哪個區域藉助，如何藉助，又牽涉到三個課題：（1）為什麼在過去40年的發展中，深圳一線在創科上的發展勢頭要明顯優於珠海中山佛山一線？（2）如何實現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產品或市場的優勢互補？（3）在過去40年的融合中，香港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相關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對未來策略的啟示。
導祖研究特區政府的規劃後，認為整體基建可進一步統籌，最典型的疑問是：如果再投幾千億建設北部都會區，那投資了2000億的港珠澳大橋和西九龍高鐵將起什麼作用？可以預見，大概率是閑置浪費。大嶼山147平方公里（約合14700公頃）天然的創科用地不用，為什麼會想着在此地花近萬億填海只為起公屋？筆者並不是對深港融合有異議，新界北廣大土地也確需開發，但如果按照這種規劃消耗本港有限的儲備，恐非對香港最佳之策。
筆者明確提出建議：（1）將大嶼山明確規劃為生物科技島（既不要被僵化的生態保護理念束縛手腳，生物科技研究又可為保護生態服務），引進民間投資着力發展生物科技研究產業；（2）基於珠海中山佛山一線土地價格明顯低廉，且通過港珠澳大橋與大嶼山生物科技島相連，香港與珠中佛共同發展生物科技研究為基礎的醫療醫藥製造行業，補足灣區產業短板；（3）香港與珠中佛的合作模式改變以往依靠香港企業家自主投資，只賺取資本收益的做法，由政府主導進行，標明需消化一定比例香港本地勞動人口，並創新性以分稅制分享企業貢獻的稅收；（4）特區政府出資在珠中佛一線城市購買土地，興建公屋予本港需扶助人群，同時給予該部分人士在合作的醫療醫藥製造企業優先就業機會；（5）生物科技研究外來人才優先吸納大灣區院校畢業學生；（6）北部都會區可與深圳對接信息技術產業，但這部分深圳已經太強大，香港只能起Follower（跟隨者）的角色；（7）北部都會區可定位為深圳各項支柱製造業的支持研發中心，憑藉香港獨特的制度吸引力打造成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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