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潔凝
測試特區底線，從來都是外國勢力和以黎智英為首的反對派一貫技倆。黎智英堅持要申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代表他為其香港國安法的訴訟作辯護律師，這個劇情在香港，比世界盃更為精彩。黎智英的法律團隊，深明普通法以答辯人利益為先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弊病，利用基本法第35條的法律漏洞，試圖以司法挑戰國家憲法和人大釋法的底線。
普通法的思維模式源自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優先為原則，永遠都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先，着重案情多於公眾利益。而就刑事罰行條例的舉證責任，一般都在控方，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寧縱勿枉是大原則。根據基本法第35條，「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黎智英辯護團隊正試圖以他的案件，顯示香港政府和建制派，如何親手向世人展示，這有機會違反基本法第35條，他這樣便能站在國際輿論的道德高地之上。
終審法院於11月25日早上開庭審理有關申請，由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及霍兆剛處理，Tim Owen早上到庭旁聽，終院押後至11月28日裁決。坊間和司法界有輿論認為，若不讓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便讓他們有口實，將來即使官司敗訴，只是因為終審法院法官被內地影響所導致，黎智英就可以進一步打國際線，攻擊香港普通法的獨立性云云。
事實上，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已指出，國安法關乎國家利益及國家價值，每個國家所制定的國安法重要元素均會有別，認為負責處理國安法案件的大律師應該熟悉香港國安法，包括其獨特性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法等。世上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自由」，國際公認準則是個人權利可因國家安全而受法律限制。重點在於如何取得合理平衡，不同國家在文化、政治、經濟以至歷史背景均有差異，因此平衡點難以一致。律政司就是要向終審法院，尋求一個符合香港的合理平衡點。
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當中所載個人權利之行使，是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的。當中的限制，就是必會受到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等因素所限。香港國安法第4條已指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適用於香港，以適度保障香港人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及自由。
黎智英在法理上，是不可逾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限制，只顧其個人利益聘請英國大律師，在並未能有助香港國安法的法理學發展下，更是莽顧香港公眾安全的行為。筆者希望終審法院三位法官，應以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為己任，定出法律規則並以此為案例，不讓黎智英和及後的其他同類香港國安法案件，聘用英國及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大律師。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香港大學房地產碩士）
收藏
取消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