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D1認為他並不是政治人物，他沒有參加任何政黨」，這裏的D1指的是首被告黎智英。這是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就黎智英控股的蘋果印刷欺詐將軍澳科技園公司案的判詞（「力高案」判詞第46段）。
12月10日陳官頒下判辭，並列舉六大理由，指出有關黎智英的加刑因素。細讀陳官合共64段的判詞，沒有一句提到黎智英的政治觀點，黎智英一方在辯護時也沒有。誠如陳官在六點加刑因素中的第五點所言：「這是一項有計劃、有組織及年代久遠的欺詐行為。」然而，美國政府及議員卻視而不見，企圖把一宗長達21年多的欺詐案說成是政治案件，根本是偷換概念，轉移視綫。
陳官在判詞裏提出六點加刑因素：
一，力高在1998年4月1日把註冊地點改為8號處所，同年4月21日把業務地址亦搬到8號處所，而這都是發生在工業邨公司在1999年5月25日和承租人蘋果印刷簽立正式租契之前。
筆者解讀是：蘋果印刷和科技園正式簽約前一年多，力高已經把註冊地點和業務地址搬到將軍澳工業邨/科技園駿盈街8號（即判詞中所說的「8號處所」）。難道由1998年4月至1999年5月25日這一年裏，黎智英及其下屬都「忘記」了力高的存在？
二，作為D1的私人公司，力高搬到集團所在地即8號處所。租金方面可得到一定的優惠，但在營運的方便程度，租約年期的確定性和租金的加幅程度都有保障，至少力高肯定不會被承租人迫遷。這些無形利益因素似平並末能在專家的租金估算上有所量化或提及。
筆者解讀是：黎智英把其私人公司也放在8號處所，讓蘋果印刷賺取租金；判詞指出，力高的財務報表顯示，確實付了100多萬港元租金，而這租金明顯低於市價。蘋果印刷瞞着大業主——將軍澳科技園，悄悄做了「二房東」。這還未計及力高這家專門服務黎智英及其家人的秘書公司，因為和壹傳媒集團處在同一屋簷下給黎智英提供的方便和確定性。蘋果印刷這「二房東」是絕不會趕走其大股東黎智英的私人公司的。
三，作為私人公司，除了其他商業因素考慮外，這自然有其稅務安排及優惠。D1不少的私人開支，甚至居所的租金便可成為營運開支，使力高的收入作出扣減。
黎智英把他的私人開支及居所租金都透過力高扣減，而力高則以低於市價租用蘋果印刷在科技園內的處所。黎智英真人示範了甚麼是錙銖必計，而付出成本代價的則是香港納稅人，因為科技園是用稅款建的，收入最終也是庫房的。
四，D1是利用傳媒機構的保護罩下行事，事實上除了力高外，在這違約事件曝光後，有10多間公司無論是註冊地址或實體辦公室，忽然間從8號處所搬走。本席可作出推論是這些公司都沒有牌照的情況下佔用處所的公司。這亦表示力高只是其中一間。
這等同說：黎智英是慣犯，除了力高，還有10多間公司也涉嫌欺詐科技園。但陳官很公道，「本席只會基於控罪只涉及力高一間公司而判刑。」但陳官也慨嘆「在這（傳媒機構）保護傘下，本席相信科技園不敢貿然行事，更遑論突擊巡查，甚至採取違規三部曲。」
五，這是一項有計劃、有組織及年代久遠的欺詐行為。這有如一個偷取他人金錢，每日1000元，長達10年，總數是365萬元。他的罪責自然較一個人一次偷走365萬元為嚴重。
陳官這比喻很生動，而且讀者們要注意力高案遠不止10年，而是21年多，由1998年4月至2020年5月。陳官說：「直至2020年3月13日，一間網媒的查詢而把事件東窗事發。力高的管理層迅速把力高的註冊地址和實體辦公室分別在2020年3月23日和2020年5月更改和搬遷。」（判詞第5段）。
六，由始至終，承租人沒有把力高的名字放在大堂水牌上，科技園職員大約6個月巡查一次，每次由承租人職員引領，沒有人告知科技園職員力高的存在。
大約每6個月巡查一次，21年多裏，工業邨/科技園隨時巡查了120多次。但黎智英或其麾下的蘋果印刷都沒有向大業主申報，或補辦手續。這不是存心欺詐，又是甚麼？
美國有議員說要立即釋放黎智英。筆者反問：若有人在過去21年多的時間裏，蓄意欺詐美國政府下屬機構，而且還從中得益至少300多萬港元；你美國政府會當沒事發生？你美國議員會要求法庭立即釋放該人？當然，美國人這樣熱心炒作黎智英，只是突顯其雙重標準，但是徒勞。連黎智英本人也對法庭說：「最近美國一些官員所作出的譴責 (condemnation)是不請自來 （unprompted）及毫無用處 (of no assistance)」（判詞第45段）。筆者奉勸美國政府和議員，不要再憑空指指點點，也不要把美國議員的熱臉孔貼向黎智英這位英國人的冷屁股了，細心讀讀陳官的判詞吧！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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