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術
在經濟上，有一個名為「巨無霸指數」的非正式經濟指數，其用處就是以漢堡包巨無霸的價錢為基礎，用以測量兩個地方的貨幣匯率是否合理；如果我們把「巨無霸指數」的理論應用於一般生活，包括最低工資，一個麥當勞餐廳的巨無霸餐，以手機應用程式購買大約42元，而最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的最低工資水平為40元，當一個勞工工作一小時，連一個巨無霸餐都買不到的時候，將有望調整的最低工資水平，是否合理？若然最低工資水平其實不能保障基層打工仔的生活，那麼它的用處或立法原意，又會否因此而「失色」？
水平調整如「半杯水」
特區政府接納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40元，如果獲立法會通過就會落實，對於最低工資水平，一直都存在兩種說法，站在老闆的角度，雖然現時聘請員工很多時已付出較最低工資為高的水平，但最低工資水平一旦上調，就會產生漣漪效應，其他崗位的員工都會要求上調工資，最終對僱主構成經營壓力；另一說法，則是最低工資不能保障基層生活，而且加幅未必能追上通脹，在兩者相爭的情況下，每次最低工資的調整就如「半杯水」一樣，從不同的視角看，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最低工資約4年時間未有調整，如按照這4年的通脹計算，算是追上了近幾年的通脹，但如果從最低工資開始實施、即是2011年開始計算，最低工資升幅，無疑是追不上通脹；其實，筆者用更為直觀的想法，或者是看最為根本的問題，就是最低工資的調整，到底能否保障基層打工仔的生活？在今日的報章頭條，就有傳媒報道個案指，任職保安員的陳伯，現時時薪為39元，每隔4個月就要覆診看醫生，一個月大約12000元的工資，基本上是「月月清」。另一位基層勞工明叔，與太太居於劏房，每月租金及水電費就要6000元，即使時薪50元都要「慳住使」。從不同的個案可見，最低工資（甚至較高水平）未必能保障基層打工仔的生活，基層市民「難捱」，在可見未來仍是必然的事。
以生活成本為基礎 調整計算方式
從近日的輿論以及分析可見，不少意見都要求調整計算最低工資的方式，以及把現時的「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現時最低工資的參考指標，其實是審視過一系列的指標後，再由勞資雙方「傾出來」，變相令指標變為參考，勞資雙方的角力才是決定最低工資的最大決定因素。筆者認為，如果社會要科學、精準地計算出最新的最低工資水平，這衡量工作不應交由人去處理，而是訂出一系列包括物價、通脹、房屋交通開支等指標，把不同的生活成本都一併考慮，再以適當比重訂出方程式，以計算出最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在香港，房屋開支成本最高，食物交通開支其次，若然是有子女的，教育成本更是高昂，如果每一次討論最低工資時最後都交由勞資雙方去角力，那麼最低工資水平，幾乎肯定永遠都不能反映真實狀況。
曾經有些說法，指制定最低工資會讓中小企業倒閉，或者調整最低工資太多，漣漪效應會對企業構成很大壓力。在疫情下，不少企業艱苦經營，這一點大家都明白、理解；不過，在最低工資問題上，筆者除了建議用保障生活的角度看待事情，我們還須從人性角度考慮事件；可能筆者以下說法或有不妥，但確實有人會想，如果賺取最低工資，生活可能還不如綜援戶，那麼努力工作是為了什麼？又或者作為僱主，賺錢是企業的首要目標，但照顧好員工的生計，是否也是應有責任呢？關於最低工資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持份者的角力，也看到各方面的數據，但如果我們從人性角度出發，簡單而言，其實就是基層打工仔「都要食飯，都要生活」；如做不到這一點，原意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只幫助到基層「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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