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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D|40元背後的深層次矛盾

文/黎岩

行政會議日前通過將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37.5元調升至40元,增幅為2.5元或6.7%,5月1日起生效。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之後在電台節目表示,今次加幅只追到過去兩年通脹,但最低工資水平已凍結四年,調整至40元也無法追回四年來累計物價升幅,工作一小時連茶餐廳一頓午餐也無法負擔。選委界議員江玉歡更表示,最低工資4年只加了2.5元,是侮辱了低收入市民。

儘管如此,最低工資的加幅還是引起了資方的強力反彈,雖然不曾出現早年「20蚊張」那樣涼薄的說話,資方亦能夠較為理性客觀地陳述自己反對的理據,但本着社會更和諧的大原則,最終還是達成了增加至40元的共識。眼見目前茶餐廳一餐午飯平均已經超過50元的現實,40元錢確實有點寒酸,從中道出了基層市民的辛酸。何況是自2019年迄今四年來才勉強加至40元,即平均每年加薪0.625元而已。市民也許不以為意,在匆匆忙忙行走的街頭,如果有5毫子跌落地下,幾乎已經無人俯身去撿。

至於多名議員質疑為何不落實「一年一檢」,勞聯議員周小松就批評金額過低,亦落後於經濟發展和名義工資指數。工聯會郭偉强和梁子穎同樣批評,上次凍結最低工資令打工仔追不上通脹,加上現時「兩年一檢」制度令工友捱了兩年通脹後才追補,明顯地不符合社會認知。

其實,最低工資主要涉及餐飲行業,反倒是保安,由於行業的屬性,仍以月薪制居多,反觀遍及大街小巷的餐飲處所,幾乎處處可見招聘時薪從業人員,且所打出的薪資水準多數已經超過了50元,有些更高達60元,連請人最多的麥當勞,時薪多數在55元。可見,訂立最低工資40元,現實意義似乎不是很大。據業界測算,最新訂立的最低工資40元,真正受惠的只有70000人左右,只佔勞動人口的1.8%,以全港超過百萬的打工仔而言,對社會面的影響確實不大。

如林振昇議員所言,隨着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本港經濟復常,與內地通關如期展開,市面上工作空缺隨之會大幅增加,不擔心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預料上調最低工資水平會引起的漣漪效應不明顯,相信僱主決定中層打工仔薪酬調整時,主要考慮公司盈利及其工作表現,並舉例指洗碗工的人工可能增加,但具經驗大廚不會因最低工資水平提升而獲加薪。一般而言,東主會將加薪幅度轉嫁消費者身上,但因為現時基本的最低工資早已經超過40元,相信對餐飲價格帶來的漣漪效應不明顯,或影響極有限。

研究顯示,本港人均GDP在全球屬高水平,但最低工資則較英美等發達國家為低,香港最低工資佔人均GDP比例僅20%,而英美及歐洲等國家佔約50%至60%。他續指,以現時最低工資37.5元計算,月薪只有7,800元;倘加至40元,月薪也只有8,300元,較兩人綜援金額9,600多元為低。若以4人家庭計算,平均每月綜緩金額為16,975元,若以最低工資40元計,4人家庭中有兩人工作,每天8小時,每月26天,全家月入僅16,640元。

這一數值變相令到許多工作無人做,反倒是直接拉高了最低工資。現今各餐飲店甚至時薪60元都難以請到人。試問,若果最低工資遠較綜援缺乏吸引力,那麼,這些基層市民為何不會選擇躺平領取綜援呢?最終的結果只能是社會就業不足的情況下,嚴重增加整體社會負擔。

在審議最低工資的過程中,有組織特別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但底層工友未能擁有等價回報,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未能共享,更遑論改變生活,認為若反對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就是與習主席的要求背道而馳。

毫無疑問,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很大程度上會變相增加更多打工仔的經濟負擔,因為最低工資涉及的餐飲、清潔、保安,甚至公共交通運輸等行業,實實在在關係到每一個家庭的每一位打工仔。雖然調高最低工資會令到7萬人受惠,但同時極有可能會令到700萬人的生活受影響,作為一個和諧社會,就必須充分考慮各階層各持份者的整體利益的平衡。

從根本上來看,只有通過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在發展中改善民生,在發展中個改善福祉,社會經濟整體發展了,給予市民的工作機會相對就會增多,基層市民相對就能夠有向上流的機會,在向上流的過程中,增加收入,化解赤貧。相信一般的家庭及市民,無人會指望者四年才加2.5元的額外加幅能夠大幅改善生活質量。因為簡單的計算,每日8小時,一天才增加20元,多出來的20元只是增加餐桌上的半根排骨而已,想想確實有點心涼。

香港是一個發達的富裕的社會,雖然不能劫富濟貧,但如何達致社會的和諧運作,則是需要各方各面共同付出努力,特別是相對富裕的階層在某些利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才能達成和諧發展的共識,也才能破解桎梏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導致的社會畸形發展矛盾。雖然這是一個全球共性的發展問題,但是,問題若持續惡化,就極有可能出現2019年修例風波對社會發展帶來的震蕩,所有人都明白,修例風波不過是因為政治問題掩蓋的社會矛盾的大爆發而已。

根本上來講,還是隱藏在香港內部的貧富懸殊這一深層次矛盾如同積壓許久的熔岩一樣的火山爆發,香港國安法只是用政治法律手段暫時平息封住了火山口,但內在積壓的社會矛盾並未得到完全化解,社會危機依然存在。特別是躁動不安的青年一代,若果連一個談情說愛的小小空間都沒有,他們體內積壓的荷爾蒙就會轉化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到頭來受害的不僅僅是窮人,或許利益損失最大的還是富人上層。

所以說,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迷惑於蠅頭小利,要有大視野大格局大思維,要有發展的眼光。相信李超人從來不會因為給自己打工的霍建寧,高達2億的年薪,擁有數十億身家而耿耿於懷,因為他深知霍建寧能夠給長和集團帶來更大更多的利益。心同此理,千千萬萬的打工仔獲得少少贏得的利益,只會給東主帶來更大的收益,給整體社會帶來更大的發展。社會各方面如果都能夠深切認知740萬人士坐在同一條船上,屬於不可分割的同舟共濟的利益共同體,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和諧許多,發展就會更為順暢,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就會得到緩解,有朝一日就有機會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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