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講座紀錄｜許知遠談兩代人眼中的香港　始於「中年危機」的傳記

【點新聞報道】今年的書展格外熱鬧，不僅僅因為這是兩地通關之後的首個線下書展，亦因為今年請來眾多文人學者。在「名作家講座系列」的首場講座，曾經的新聞工作者、作家許知遠以「全球旅行者梁啟超」為主題，帶來一場豐富又有趣的談話。

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裏，許知遠多數時間都在侃侃而談梁啟超在海外的「旅行」故事，不過，距首次來香港已經有20年時間的他，對這次來港也有不少的體會。

許知遠：第一次來是2003年來這個城市，我也看到這個城市的一個巨大的變化，而且這個城市跟我有非常深切的一種淵源。因為我是在中國江蘇省，70後出生的一代人。我們這一兩代人其實是深受香港文化影響的，香港在我們整個的青春歲月裏面，「Hong Kong」，它不是一個City，它是一個Idea，它是一個理念，從怎麼去賺錢，到The Pop Star，再到Lifestyle，它是代表這麼一個Idea。而且這個城市的Idea是代表整個20世紀後半葉的亞洲，是一個動盪的亞洲的狀況之中，它在這麼一個震蕩的情況下，成了「東方之珠」這麼一個故事。而且這個故事整個往前推，又是跟整個近代中國的Modernization息息相關。

（上世紀）90年代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來自中國不同的地方，幾乎每個省份，每個地方都有個地方叫小香港，它帶着一種對靡靡之音生活的嚮往（笑），就像很多地方叫小上海是一樣的，因為上海也是一個Idea。

這次甚至我去新疆塔城出差，在這麼一個偏僻，中國跟哈薩克斯坦交界的地方，赫然看着一座大樓叫銀座大廈，就是他們對東京的、Ginza的一個想像，我們經常是看很多想像在生活。香港當年是一個重要的想像，對我們這代人來講。

這次來，當然你會看到各種方面的一些嶄新的變化，然後你也會想起當年我看費爾南·布勞岱爾寫地中海史的感慨，城市的興與亡，時代的變遷像潮汐一樣，到了海岸上又會退回去，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會增強你的一些新的歷史意識。因為我覺得去歷史、去歷史化、去歷史意識，其實是過去可能一兩代人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我們都要生活在此刻，就連我們的朋友圈都叫The moment，但是其實沒有一個純然的此刻存在。過去的理念，過去的生活，過去的風物，千絲萬縷的東西都會延長到你的生活中來，然後我們都是生活在一個過去和對過去的一種影響和對未來一個想像的交匯之中，那是我們的此刻。

憶昔撫今，從歷史談到當下，話題很自然的過度到了書寫梁啟超傳的緣由。

許知遠：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一開始純粹出於一種「中年危機」，然後我又做了很多年新聞記者嘛，做新聞記者是非常易碎的，不斷的變，今天寫完之後，明天就變成一個可以扔進歷史垃圾桶裏面去的一個東西。你對這樣的生活的一種厭倦，然後覺得能不能去進行一些更深入的主題。

而且即使我是做一個評論者，你在評論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各種各樣的問題，然後你也會發現你總在重複一些話題，有大量的重複性，然後這些問題的緣起都是由中國近代的轉折發生的，然後你就索性去了解一下，到底近代的轉折發生了什麼，讓我們對這些問題不斷地要重複。

現在我們提起新民來仍然是很強烈，我覺得我們要塑造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從何而來的，然後這個時候就梁啟超變成了一個重要的一個……他是像一個平台，或者像一個Network的中心。我覺得對我來說，如果在歐洲的話，更像伏爾泰或者盧梭的一個混合體，或者在日本更像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物，他們是個轉折性的人物。然後他是一個轉折性的、重大的、中間性的過渡人物，他和嚴復兩個人可能最重要，但是梁啟超的行為更豐富。所以我就想以借他這麼一個人物進行一種傳記的嘗試。

我想做一個嘗試，借他這個人物，然後解決我內心的很多困惑。

鮮少寫歷史傳記的許知遠，又如何看待自己和寫作的關係呢？

許知遠：我覺得就這個寫作，你和一本書的關係，就跟所有的Relationship是一樣的。一開始你抱着一個甜蜜的Expectation開始，然後很快進入苦澀的階段，苦澀之後你就開始掙扎，是不是要放棄，但是已經形成一個新的路徑依賴，放棄沉默成本太高（笑），然後你覺得是不是應該再勉強再維繫再繼續，然後我覺得寫作，你跟一本書的關係經常是這樣的。

2013-2014年，許知遠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從事訪問學者。他用「無所事事」來形容自己的訪問，但也就是在那段時光，經常遊蕩在Columbus Circle大街小巷的他，突然決定落筆。

許知遠：我去那兒的時候經常是閒逛，閒逛的時候，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一本書，裏面是講一個亞洲思想家，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印度裔的作家寫了一本書，我看到一個梁啟超的肖像，跟泰戈爾還有一個阿富汗的思想家，那一刻，我當時在舊金山，後面就是China Town，當年1903年，就是120年前，梁啟超去訪問了這個舊金山的China Town。那一刻，我覺得我準備，我要開始寫這本書了，我開始有這個念頭了，那時候37歲吧。

等我開始寫的時候，大概是2017年開始真正動筆寫的，好像現在也已經6年了，唉不會那麼短吧，2015年開始寫的，已經8年過去了，然後中間又隔了一個滄海桑田的巨變。

我就印象很深，我非常喜歡的美國作家Emerson一句名言，它叫「事物坐在馬鞍上，駕馭着人類」。就講我們經常會容易被物本身所改變，我們以為創造一個技術，或者我們去降服一個物，但最終我們被物所改變。這個書也是，8年過去之後，我在寫書那段時間，我被這本書在Haunting，它追逐着我必須要把它完成，而且我本來想寫三卷本嘛，印象中應該十幾年左右寫完了，但我寫到第二卷的時候，第二卷是1898年到1912年的流亡歲月，我原本是這麼寫的，結果我發現寫完1903年就寫了500頁，所以我就太疲倦了，出於懶惰，就趕緊停在那個地方，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漫長的一個征程。

但是我覺得我的速度在加快，我寫完這卷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就像一個……在前兩卷的時候，我大概花了七八年時間，我在推一個雪球，一個Snowball在往上推。我慢慢預感到，我現在有種幻覺，可能就是這個被它Haunting的幻覺，我覺得這個Snowball快推到某個山頂了，然後接下來的三卷可能我就會順着，我就可以坐在Snowball上，可以滾下去了。因為你對這件事的理解，然後那個材料的不斷的連接，慢慢的把你帶到那個位置。

後記：一些有趣的事　一個立體的梁啟超和許知遠

2016年起，許知遠主持的訪談紀錄片《十三邀》走進公眾視野。不過，翻查報道，過去幾年，他最多的時間還是用在研究梁啟超上。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後來又走向世界。在許知遠描述下的梁啟超，有巨大的開放性，有一種謹慎的大膽，好奇，真誠，常年被低估。

在講座上，他談到自己在悉尼的旅行，從中國餐廳附近的房子傳出的粵劇聲，想到上世紀福建廣東移民一代如何在當地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又如何利用曾在珠三角區域生活的優勢賺取第一桶金；他還原「夜貓子」梁啟超被皇帝召見的場景，凌晨三四點都困倦的兩人，在昏暗的室內，梁啟超操着一口皇帝都聽不懂的粵語，而就是這次不到15分鐘的會面，讓在海外的梁啟超大膽自稱為皇上的「顧問」；他亦描述梁啟超在澳洲遇到crush，坦誠寫信給妻子的直白與可愛，以及妻子直接將信件轉交給梁啟超父親的戲劇性；他預告在傳記後部分，曾被梁啟超傾慕的小姐約定在新中國成立後，一定要興辦女子教育，近代女性主義的敘事亦徐徐展開；他好奇梁啟超到國外時如何被人們介紹，查閱當年的報紙刊物發現「舉人」被翻譯為「master degree」，這樣的文化差異讓在場聽眾都哄堂大笑……和《十三邀》中的印象不同，或許是對梁啟超的喜愛，許知遠更自如，更幽默，也更有立場和觀點。

Q&A環節的最後一個問題，有讀者問，在他的書中，曾經表達過對時代的困惑，還有這個時代群體的一些痛苦，「時至今日您還會感受到這種痛苦嗎？」許知遠則在回答時提到，可能現在大家進入一種會談論無力感，社會進入一種麻痹、無力的普遍的感覺，如果說時代仍然有一種緊張，這個時候反而是想做一些更樂觀、更積極的行動。

他說，批判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但是當批判變得越來困難的情況下，保持一種樂觀，保持一種向上，保持一種仍然覺得可以改變一些事物的衝動，這也變成一種新的責任和動力。在這個過程中，你當然會有痛苦了，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從許知遠的談話中，不難感受到他把自己對生活的經驗，時代的觀察，以及自己作為前新聞工作者「溯源」的專業，都凝聚到了梁啟超的自傳中。而他和梁啟超也仿佛形成一個跨時空的互文關係，在談話中也讓讀者看到更立體的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