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原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內地高校港澳學生發展現狀及人才培養
文/何志平 龔亮容
近年來，內地教育總體水平已躍居世界中上行列，其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越來越多香港學生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有信心，希望把握新時代國家發展脈搏，謀劃自身未來發展。
龔亮容（香港青年，20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2023年4月，香港教育局公布了「2022年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當中接受調查的38610名學生中，12.4%選擇離港升學，而前往內地升學佔比最高，達39%。北京是港澳學生最常選擇升讀的地方之一。
香港學生在內地升學有其優勢。首先，香港學生在港普遍接受過兩文三語及品德培育的訓練，有不同的特長與學科興趣，在不同院系和專業都能發現香港人的身影，不同的社團組織也有活躍的表現。其次，港澳教育制度能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而平等的機會。第三，香港不少中學除重視學生的學業表現，更重視學生的均衡發展，包括社交能力、興趣培養、領導能力等等。學生透過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領導能力逐步提升，可推動社區發展和文化交流。第四，香港自回歸後實行「兩文三語」的語文政策，即中文、英文書寫，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口語，這種多語能力有助促進跨文化交流，掌握國際機遇。
而重中之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學生普遍視個人擁有世界視野為重要之事，因此在中學畢業後都會前往外地升學。他們希望衝出香港，擴闊視野，增加不同發展的可能性、增強自身競爭力。選擇來到內地升學的同學，除以上想法之外，還希望提升對國情的了解。然而北京高校的港澳學生也有較弱的地方：
首先，香港學生相對內地學生，數學水平普遍欠佳。由於香港中學所授數學，都比內地中學難度低很多，內地港生的數學水平不足以應付課程需要，普遍面臨着高等數學不及格的問題。
另外，港澳學生在北京生活四年或更長時間，未必了解港澳訊息萬變的情況。若要回到本地發展，必然需花更多精力熟悉港澳社會文化和職業市場環境，重建人脈，相較本地升學的港澳學生，較難有深入的了解。
再者，內地與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法律體系存在差異，若回港可能需重新學習香港的法律法規。例如，一些內地畢業的香港學生若希望成為一名律師，一般會在香港高校再報讀碩士進修，而香港升學的法學同學則不用再花時間。
何志平：
亮容反映的內地高校港澳學生發展現狀，也是目前眾多香港青年在國外留學唸書的必然經歷。國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種族膚色不同，說起來都是一把辛酸淚。我也有着十六年的異國他鄉求學放洋的日子，所有人都在追夢，為了成才，成為更好的自己！
但我們應清楚地意識到，港澳學生到內地高校求學究竟是為了什麼？除了大家剛剛討論所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尋差，尋求兩地培養人才的差距，尋找一些在香港無法找到的東西，擴認知，拓視野。內地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河川秀美，各地多民族風土人情各異，高科技製造業發展迅猛，火箭太空艙遍天，內地學生從小就知上下五千年和大國之大也，這是「大國視野」；香港人口密度是北京的80倍，卻寸土寸金、活力繁華，東西文化匯聚交融，國際化程度極高，孩子們一張口就是兩文三語，有的是「國際視野」。港澳學生趕赴內地讀書，除了唸好專業專科技術，最重要的是培養何謂「國之大者」，要立大志、明大德，努力成大才、擔大任。而內地孩子報考香港和國外大學，主要是為了學習接觸國外先進的學術水平，開拓知識面和國際化思路、視野。要知道，一個人的視野決定人的格局，而格局決定結局。格局大則世界就在腳下，格局小眼下就是整個世界！
想當年，晚清西方列強的侵略舉世皆知，國家要想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變法興國，更好地了解發達國家的現代文明與工業技術，於是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這些人走出國門，帶回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能，為近代社會進步和變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鼓舞了後來更多的年輕人出外追求自己的夢想。
但現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狀態下，人才成為引領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面對未來世界的挑戰，我們需要用新的理念來思考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並隨着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從新的角度去解讀和應對人才的培養和發展。
讀好了書，或學會鑽研掌握了一門技術，你就可能成為一個精通某一方面的專才。可那是「術」，還不是「學」。「學」是懂得怎麼做人，做有智慧、有思想見地的通才、全才、領袖。而領袖則是在特定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不是我們去找回來的。人才也不是靠培養，而是自我有機地成長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充分創造人才成長的土壤，提供養料、環境和生長成才的必需元素，從而讓人才種子發芽茁壯、結樹成蔭。而作為種子的學子，則需主動尋找一塊適合自我成長的沃土。既樂在其中，又能成才，扶搖直上，睥睨腳下一片天！
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以及大灣區，甚至香港，澳門，真正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既極具「國際視野」，又胸懷「國之大者」的新青年！他們自會在新時代的新天地之下，追逐創造他們的「中國夢」、「香港夢」。香港青年，你們準備好了嗎？
沒有英女王像 也沒有升旗儀式的皇后像廣場
文/何志平 孔翔樂
孔祥樂（香港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生）：
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每一個民族國家和地區自其誕生伊始，便會攜帶着獨特的胎記：獨一無二的歷史和精神風貌。每個地方總有一些地標、抑或是一些建築，例如一片充滿當地特色的中央廣場，能讓居民和遊人一同穿梭其中，感悟此城此地的歷史與風采。
香港的皇后像廣場便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廣場肇建於十九世紀末，起初安放了維多利亞女王（Queen）等九尊銅像，因而得名（誤譯）為皇后（Queen）像廣場。二戰前，女王銅像與第一代皇后碼頭共同構成了廣場的中軸線，並與四周（從十二點方向順時針數起）的匯豐銀行大廈、太子行（商業大廈）、皇后行（商業大廈）、皇后碼頭、和平紀念碑、香港會所大廈、最高法院和舊香港大會堂（劇院）等建築共同組成了眾星拱月的格局。與其他地區的中央廣場一樣，這裏有一片用以舉行大型活動和慶典儀式的草坪，也有一座用以悼念英烈的紀念碑和有一尊用以瞻仰的雕像。這裏同樣有一座用以舉辦演出的劇院，有一幢雄偉壯觀的政府建築（出自倫敦白金漢宮設計師的手筆）。不同的是，這裏少了一桿象徵殖民地和屬國的旗桿，多了許多商業大廈、銀行和會所。由此可見，戰前香港以女王銅像取代了屬國旗幟的作用，殖民者們期望以這種軟性手段凝聚香港島上的商業社會。
日佔時期，皇后像廣場被蹂躪得面目全非。重建後橫跨在中軸線上的第三代匯豐銀行大廈被改作「香港佔領地政府」總部，頂樓增掛日本國旗。拱頂亭座裏的女王銅像則被擄到日本，換成《香港佔領地總督告諭》石碑。旁邊的最高法院被改作憲兵（行政和司法警察）總部。至於刻着一戰年份的和平紀念碑，以及其他商業和文娛設施，固然無法為佔領軍二次利用。總的來說，廣場上新增了旗桿、行政機關、軍事警察機關、告諭，這一切建築皆在直白地宣示其絕對的統治權威，與廣場肇建之時的「軟性宣教」的規劃意趣截然不同。
何志平：
翔樂的皇后像廣場感受，也是很多內地朋友第一次到埠香港的直觀感覺。後來近年香港狀況頻出，專家學者們都認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去殖民化」的工作長期以來都沒有做好。軍事學者金一南說，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曾經被別國進行過殖民統治，重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進行大量細緻的「去殖民化」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韓國的「去殖民化」，再看看蔣介石到台灣後所進行的「去殖民化」。我以為，香港「去殖民化」首先應從青年的去殖民教育開始。
150多年來，香港雖然政治上與中國母體離異，地理上卻是緊貼她的邊緣，有若干經濟和文化交流，香港人的生活文化也是承襲中國文化；加上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決定開始明朗化，這些都是港英殖民政府難以迴避的事實。因此，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政策基本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本地的社會情況而有所變更，變更的分水嶺在1966年。1966年前，從香港開埠以來，香港政府教育政策都以本把英國籍人士和「高等華人」為服務對象，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香港殖民政府培養本地公務員，和為英國商行培養本地華人精英的買辦行政人員和秘書；至於本地青年服務工作，由於當時教育還未普及，主要由民間組織如西方教會和華人自發自組的善堂等擔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殖民政府對大陸的新政權，以及其新確立的國民主義對香港民間的影響有所顧慮，大力打壓本地愛國青年團體，強行解散由親共產黨人士設立的書院等，例如當時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的達德書院，便是受打壓的明顯對象。1949年以前，香港華人子弟還可以自由地到內地讀書；但1949年後，羅湖邊防被關了，香港居民不能自由地往返大陸家鄉，眾學生也只能在香港本地上學了。但那時候大中小學校的學位有限，學費也不是一般貧苦的勞工大眾可以負擔得起的，再加上50年至60年代期間，大量內地居民落地香港，本地人口劇增，流浪街頭討食的「街童」，和在居苑天台上課的「臨時」課室或學校，亦都成為那時代的社會現象。及至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事件釀成的騷亂以及1967年的反殖民政府暴動，大部分參與者都是本地青年學生工人，當時殖民政府馬上意識到忽略青年問題會帶來嚴重管治危機，制定青年政策成為當時殖民政府的重要任務。70年代初，港英政府痛極思痛，在新港督麥理浩到任後推出種種的民生普惠政策，其中包括公帑資助九年免費的普及教育，從而開展了「人人有學上，教育知多少」的殖民地思想教育。
總的來說，英國對香港青年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心思想是抹殺香港青少年的中國人政治身份、中華兒女的文化身份、國家棟樑的未來主人翁身份和具有人文關懷的社會領袖身份，分為以下四個方式：
一是去政治化，以消磨青年對殖民政權的不滿情緒為目的，除了在1967年後舉辦新潮舞會、香港節和地區暑期活動，用文化休閒康樂活動轉移政治焦點外，學校工作就是培育守規矩、安守本分的市民。
二是去中國化，在教育語言上重英輕中，標榜英語的優越性和社會高等地位，同時在中國歷史課中大量刪減介紹近代中國的內容，中國歷史課只談到鴉片戰爭。
三是妖魔化，渲染青少年犯罪、吸毒和黑社會等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目的是要使整體社會認同青年是社會的定時炸彈，把青年邊緣化。
四是技術化，即加強職業教育，一方面是為了培養相關領域人才，另一方面以重視專業技術人士非政治化的身份，甚至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籠絡青年加入政府，讓青年成為殖民政府的擁護者。
難怪錢穆先生早在60年代便預言：「香港只有居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只有職業教育，而無人才教育；只有語言教育，而無文化教育。在這樣的氛圍下，只會培植出伶牙俐齒的專業人士，他們只懂追逐名利與個人成功，而缺乏文化理想、群體意識與國家觀念。」
如今香港主權回歸祖國26年了，「去殖民化」迫切需要提上政治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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