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盛放洋紫荊｜從「香港敦煌之友」到「絲路之友」：跨時空傳承文化續千載情緣

【點新聞報道】敦煌與香港相隔逾三千五百公里，那裏被沙漠與戈壁包圍，有着與香港截然不同的景色。這樣的一個沙洲，千百年前卻聯結東西，是商賈往來的必經之地，來自世界各地的文明在此交會、交融，讓敦煌成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明珠。其集大成者，便是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石窟中的壁畫、彩塑、經捲，紀錄了古絲路的繁華，承載了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然而，隨時間流逝、風沙侵襲、人為破壞，壁畫、泥塑褪去往昔光彩，逐漸黯淡無光。所幸，在一代又一代傳承「莫高精神」的敦煌人堅守保育下，敦煌重新煥發光彩與活力。這種精神更感召了一群熱愛敦煌藝術及中華文化的香港人，組建起非營利性公益組織「香港敦煌之友」，共同守護敦煌。

近年來，絲路沿線的阿富汗巴米揚、巴基斯坦犍陀羅等地飽受戰火摧殘，與敦煌同根同源的文化藝術遺蹟亟待救護。「香港敦煌之友」義不容辭地站出來，支持從敦煌走出來的專家學者在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研究、提供保護幫助，促進絲路沿線文化交流。這群港人展現出的文化擔當與責任，是傳承文化、貫徹大愛的香港精神，也是共同付出、不求回報的絲路精神，他們也有了新的身份——「絲路之友」。

相隔千年，敦煌與香港在不同時空各自成為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怎樣的機緣巧合，讓兩座城有這樣的跨時空情緣？跟隨點新聞「絲路盛放洋紫荊」專題組，走進敦煌，放眼絲路，聆聽說不完的千載情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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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壁畫：絕美而脆弱的文化遺產】

從敦煌市區驅車往東南25公里，就能抵達位於達敦煌鳴沙山東麓的莫高窟。735個大大小小的石窟，在山壁上安靜地坐着。山腳下，遊人如鯽，二三十人一組，由一個石窟講解員帶着，從一層、二層到三層，隨機參觀四到八個石窟。由於人體溫度及呼吸帶出的濕度會影響窟內環境，出於保護的考量，遊客在每個窟停留的時間約莫幾分鐘。然而，就這短短幾分鐘，卻足以讓很多人一眼萬年，流連忘返。

「石窟中最為珍貴的壁畫，面積多達45000平方米，從公元四世紀延續到十四世紀。」已在莫高窟從事十多年講解工作的敦煌研究院講解員邊磊，指着身旁的洞窟說，「除了壁畫，還有2000多尊彩塑，是目前石窟界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保存規模最好的重要遺產地。」

以壁畫及彩塑為主要藝術表現形式的莫高窟，其創作主題多為宗教題材。透過洞窟內精美的文化藝術作品，能讓我們了解古代人的價值理念、日常生活。涵蓋對敦煌文物、敦煌遺書的研究，及對石窟考古和保育等內容的敦煌學更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名揚海內外。

【邵逸夫捐千萬元為石窟裝門】

石窟所在的崖體屬於砂礫岩，比較疏鬆，容易開鑿，卻也容易損壞。特別是在風吹沙侵之下，很多石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損傷。「當年（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先生為何要治沙，正是因為沙子清襲，會讓石窟慢慢沙化、砂礫化。」上海外國語大學WAI研究員、「香港敦煌之友」會員、「絲路之友」會員邵學成介紹，「所以很多石窟，防沙、固沙是第一重要的。」

除了風沙，濕氣、水氣也會讓石窟「生病」，如壁畫翹起、剝落等，「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李美賢提到，石窟的保護者們做了很多實驗，研究如何原汁原味地保護石窟中的一切，「他們已經可以做到，但現在最新的方法就是不去動它。」

八十年代，邵逸夫捐贈敦煌1000萬元，用以為石窟安裝保護門。（點新聞記者蘇婷攝）

保護石窟的第一道關，就是隔絕石窟內外的門。然而，在改革開放初期，敦煌保育工作一度面臨缺乏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困境，許多洞窟仍使用破敗不堪的木柵門，甚至有些洞窟的木門早已腐朽殆盡。1984年，來自香港的邵逸夫雪中送炭地捐了1000萬元港幣的善款用於保護莫高窟，這筆錢為560餘個洞窟解決了安裝門的問題。而今，這批特製的鋁合金門仍在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地保護石窟。

【饒宗頤啟發創立「香港敦煌之友」】

石窟延綿千年，對它的保護絕非一朝一夕之易事，需大量資金和人才投入。在那個年代，邵逸夫的善舉意義重大。得知敦煌保育工作亟待支持後，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加入到保護敦煌的行列中，一直關注敦煌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更義賣了一批自己的書畫，籌得的錢全數捐給敦煌。

「他（饒宗頤）起了很好的典範」，「香港敦煌之友」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回憶道，「他鼓勵我們周圍的朋友都積極去支持敦煌的保育工作和壁畫的數字化工作。」

「於是我們一批熱愛敦煌藝術的朋友，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已超過十年了。」李焯芬說。通過請不同朋友贊助不同洞窟，「香港敦煌之友」籌集資金，用於支持敦煌研究院保護、保育敦煌石窟及培育人材，以及在香港乃至國際推廣、弘揚敦煌文化等工作。

「我從來沒說過叫人捐錢，都是那些人（被敦煌）感動之後捐錢。」李美賢介紹，「香港敦煌之友」規模不大，並未在社會公開籌款，但前前後後也籌集了四千多萬元港幣，「這不簡單，是大家有感染力，很強的感染力。」

【「莫高精神」深深打動香港朋友】

李美賢提到的「感染力」，正是敦煌打動人的所在。敦煌是世界上壁畫最多的地方，並且壁畫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未曾間斷，有一些保存得非常漂亮。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敦煌的人。李美賢感慨道，四十年代去敦煌的人，不計較風餐露宿，將一輩子獻給敦煌不覺得苦，慢慢形成「莫高窟的精神」，一代代傳下來，「這些人很受我們尊敬。」

「擇一事，終一生」的敦煌人，視莫高窟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莫高窟標誌性建築物九層樓對面的一片戈壁，長眠了為莫高窟奮鬥一生的幾十位老先生，其中包括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第二任院長段文傑。「他們不是敦煌本地人，年輕的時候來這裏經受我們難以想像的艱苦，臨終遺言要他們安葬在堅守熱愛一輩子的莫高窟，有一種莫高窟的守望者，或者引路人的精神。」說起老一輩敦煌人，邊磊頗為感慨，「他們有一輩子只做一件事，一件事可以做一輩子的匠人精神。」

邊磊認為，心中有敦煌，心心念念保護、研究和弘揚敦煌的，都是敦煌人。（點新聞記者任青攝）

「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邊磊說這是老前輩們總結的「莫高精神」。他認為，不是人在敦煌才是敦煌人，「心中有敦煌，把敦煌當成自己的精神故鄉，心心念念敦煌的保護、研究和弘揚的，都是敦煌人。」

莫高窟正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照顧下重拾光彩，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

【「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我們剛剛出現」】

如今，來敦煌欣賞石窟的人越來越多，為控制洞窟內空氣濕度和溫度，每日門票有限，供不應求。如何在讓更多人能深入感受莫高窟的歷史韻味及藝術蘊含的同時，保護好這些珍貴而脆弱的人類文明瑰寶？

「九十年代，（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看到電腦上有唐代畫作出現，覺得我們敦煌也能這樣做，便提出了數字化。」李美賢說。於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率先開始了數字化探索。

「在文物保護行業裏，我們其實並不能阻止（文物）衰老過程的產生，只能盡我們所能，延緩它衰老。」甘肅省博物館副館長班睿談到數字化技術時說，這是用另一種方式保存文物，「一件文物一旦被數字採集後，它的性狀特徵，會永久地定格在它被採集的那一刻。」

與時間賽跑，盡可能完整、全面地將洞窟中的內容數碼化，成為敦煌人的一項艱鉅任務。拍攝設備、存儲設備、人力、物資，成本不菲。幸而，「香港敦煌之友」對此十分重視，傾力支持，籌募逾千萬資金，至今年共贊助數碼化洞窟96個，其中不乏極具藝術價值的特窟。

「在他們（敦煌）最需要的時候，我們剛剛在這出現。」李美賢憶及支持敦煌保育工作時的點滴，從最開始敦煌沒有一個對外單位，「香港敦煌之友」捐錢時曾在不同環節遇到困難，到後來大家磨合做事方式，以誠相待，困難逐一迎刃而解。「支持洞窟數碼化，是我們（『香港敦煌之友』）最主要的項目。」

【為港青埋下對中華文化的嚮往】

而今，經過近30年的探索，已對近300個莫高窟洞窟完成數字化拍攝及製作，洞窟圖像已超過300多TB的存量。在「數字敦煌」平台，遊客可足不出戶飽覽數字藏經洞，漫遊30個洞窟，數字化令敦煌文化藝術走出洞窟，「活」了起來。

在「香港敦煌之友」推動下，數字化的敦煌石窟跨越山河來到香港，吸引了很多年輕的香港人了解敦煌、愛上敦煌。「很多觀眾是年青人。」，「香港敦煌之友」會員、「絲路之友」會員蔡素玉談及敦煌來香港的意義時說，「這的確對港青認識中國文化歷史，有一定影響，當然影響程度各不相同。」

在香港看數字化敦煌，與進入洞窟看實景，自然有很大區別。去過敦煌、親眼欣賞過精美絕倫壁畫的人，無不驚嘆其繪製技藝之高、意藴之深遠。不過，數字化敦煌仍是為普羅大眾開了一扇窗，在一些人心中埋下對敦煌、乃至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其中，就有香港學生對敦煌「一見鍾情」，在「香港敦煌之友」支持下，前往莫高窟實習，接受訓練成為講解員，為遊客導覽和解說洞窟，親身感受和宣揚敦煌文化。

曾負責香港學生講解培訓工作的邊磊用「很棒」形容這些港青的表現。在他眼中，這些香港青年學子非常熱愛莫高窟為代表的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在從事講解工作時也非常敬業。「他不是簡單機械化地講，而是一種情感表達，一種有溫度的分享。」

「香港的同學們很好，他們是莫高窟的學生，是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生。」邊磊說。

【香港樂師在前年去壁畫中「看到自己」】

讓敦煌音樂「重生」，是另一群港青對敦煌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香港敦煌之友」創會會員、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創辦人及榮譽團長紀文鳳，在李美賢帶領下曾經多次到訪敦煌，每當看到壁畫中的歌舞場景，她都很想親耳聽到琵琶、古箏合奏的天籟之音，可惜敦煌音樂早已失傳。

一次，紀文鳳帶香港垂誼樂社的4位演奏中樂的年輕人去芬蘭演出時，提出想成立一個演奏敦煌音樂的樂團。沒想到，從未去過敦煌的4人在兩周後，又找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樂師夥伴，一同拜訪紀文鳳。於是，紀文鳳帶領12位年青人，奔赴敦煌，感受敦煌，特別欣賞了112窟中的「反彈琵琶」。

當天吃晚飯的時候，紀文鳳看到有4個女生止不住地落淚哭泣，便問她們為什麼哭。「她們說，看到自己在1600年前的壁畫中，一個彈琵琶，一個彈阮，一個彈古箏。」紀文鳳說，這很令人感動，大家多了一個使命，傳承敦煌音樂。

紀文鳳表示，雖然而今無人聽過敦煌古樂，但這恰恰讓樂團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參考藏經洞的25個古譜，及壁畫上描繪的場景，樂團發揮創意和想像力，再現敦煌音樂。「我們希望做一個有文化底蘊的樂團，透過音樂去弘揚敦煌和中國的文化。」

【支持敦煌人「走出去」拓國際視野】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敦煌人積累了大量保護、數字化、科學管理洞窟的成功經驗。從敦煌出來的學者和專家，也在努力幫助其他省市，甚至海外地區的石窟文化遺產保育及數字化工作。「香港敦煌之友」也大力支持敦煌人「走出去」，到內地甚至海外的世界文化遺產地考察、學習，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人才。

邊磊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身為講解員的他，曾獲得一個夢寐以求的機會——去印度學習考察。「香港的李美賢老師，極力推薦我們講解員走出去看一看，所以我作為第一個受益者，跟隨考察團去印度的石窟，考察了半個月，這對我職業生涯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邊磊說，回來後的分享或講解工作，「面更廣了，深度更大了。」

去年，「香港敦煌之友」還支持了敦煌研究院「一院六地」第一屆講解員培訓班，涉及講解員近100人。邊磊引用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的話，「做講解，只講莫高窟，只在莫高窟講，是講不出太多的，還是要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學習過程，還是要走出去的。」

敦煌研究院講解員李璐和趙軒對此同樣深有感觸。隨着國家大力弘揚傳統文化，越來越多的觀眾在來莫高窟前做了充足準備，講解員在解說時，也在與觀眾交流，獲得新知識。因此，持續地研究、學習，成為敦煌人的日常。「我們以敦煌為驕傲。」邊磊自豪地說，「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有使命在這繼續堅守，保護好它，傳承好它。」

「人才始終是最重要的，我們希望培養敦煌研究的年輕學者，讓他們健康成長。」李焯芬說。

【「從敦煌出發，去看看這個世界」】

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研究工作。敦煌研究院從國家拿到的資金和支持有了大幅增長，很多大型洞窟的保護和數字化，都得到國家支持，「香港敦煌之友」在香港和海外募捐的需求因而有所降低。不過，他們並未「功成身退」，從敦煌到絲路沿線，又開始了默默耕耘。

「從敦煌出發，去看看這個世界。」曾在敦煌研究院工作過兩年的邵學成，專業研究方向是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物質文化及宗教考古美術研究，「所謂絲綢之路，實際上全是靠人走出來的。」

上海外國語大學WAI研究員、「香港敦煌之友」會員、「絲路之友」會員邵學成。（點新聞記者任青攝）

從敦煌出發，一路向西，巴基斯坦犍陀羅、阿富汗巴米揚，都曾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佛教藝術文化興盛暢旺之地，其石窟造像藝術、壁畫等與敦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玄奘法師、高僧法顯等中國古代求法僧，西行取經亦曾到訪中亞諸地。然而，隨時間流逝，政權更迭，這些地區的佛教式微，漸漸被人淡忘。

2001年，巴米揚大佛被毀，讓大家重新將目光投向了古絲路沿途的佛教文化藝術遺產。「（當地人）他們也想保護，但他們保護不好，因為這些地方，治安、經濟、科研條件相對落後。」邵學成說。在他看來，敦煌的保護技術、修復技術若能走出國門，便能為世界文明做一些貢獻，延續絲路精神。

走出去幫助這些飽受貧窮、戰爭、飢餓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保護歷史文化古蹟，迫在眉睫。

2018年，敦煌研究院專門組織了一批專家，前往動亂的阿富汗，去被炸毀的巴米揚大佛遺址探尋佛教文化遺跡。帶隊人，正是邵學成。邵學成憶述，當年大家覺得前往恐怖、戰亂的阿富汗非常困難，去之前，敦煌的老師們有些寫好了遺書，甚至把銀行卡密碼告訴了家人，「雖然覺得壯士一去不歸還，但是為了敦煌能走出去，中國科研能走出去，他們都很努力。」

站在巴米揚大佛前，好多敦煌的老師都興奮落淚，「那個感覺非常奇妙，那一刻我被他們感動了，他們堅守大漠一輩子，又勇於開拓，冒著危險來到阿富汗。他們向世界展示了一種決心：中國頂尖的文化遺產保護專家，願意走出來，把經驗與技術，帶到有需要的地方。

【從香港到巴米揚守護文化遺址】

不過，走出國門，在海外展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並不簡單。2018年後，邵學成等人努力在巴米揚設立一個工作站，方便今後國內專家去考古、調研及保護。然而，2021年當地再次陷入動盪不安，好不容易培訓的工作人員紛紛逃難，巴米揚頓時陷入「無人管」的真空狀態，洞窟無人看守可隨意出入，甚至引來國際盜竊團體瘋狂盜掘。

由於疫情引致的交通不變，令邵學成等人在內地為巴米揚境遇「乾著急」。為恢復大佛及石窟遺址的管理秩序，邵學成聯絡了一位留在喀布爾、曾經合作過多年的文管員，希望對方能重返巴米揚。但是，由於戰亂，當地爆發飢荒，亦缺乏生活必需物資，「跟餓着肚子的人談文物保護，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思來想去，邵學成試着聯絡了遠在香港的李美賢，並且表達了希望能通過提供一批物資，讓那位文館員去巴米揚恢復當地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計劃。恰巧同一時間，蔡素玉在香港購買了一批禦寒物資，原本計畫捐給在疫情期間露天等候急診的人，誰知醫管局不肯收，於是她也找到了李美賢，想請她出個主意。

「美賢告訴我，捐去阿富汗！阿富汗山區又冷又窮，需要多些捐助。」蔡素玉說，李美賢將邵學成介紹給她後，她又籌措了不少羽絨衣、羊毛衫，身邊朋友有物資的給物資，沒有物資的就提供一些資金支持，「因為運輸也需要錢。」

就這樣，巴米揚的文化遺址保育工作，在來自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幫助下，重新運轉起來。因緣際會之下，「香港敦煌之友」再次雪中送炭，讓香港的守護力量沿着敦煌和絲綢之路走出國門，「香港敦煌之友」自此成為「絲路之友」。

「（『絲路之友』）不是什麼特別機構，只不過是一班人，有心捐了些錢，是緣份。」李美賢謙虛道。蔡素玉亦認為，了解到邵學成等守護人在阿富汗巴米揚和巴基斯坦犍陀羅的保育工作後，自己義不容辭地報上名，很樂意支持。由她和其他港人捐助的防風固沙門，如今已在巴米揚大佛附近的石窟完成安裝，和當年邵逸夫所做的一樣，這些門，成為守護石窟的第一道關。

如今，蔡素玉、李美賢等人，正相約完成疫情前的約定——一起去巴米揚、去犍陀羅，走走看看。

【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提高進步】

「看到這些香港老師，頭髮花白了還這麼熱情飽滿地推動這件事，我覺得我們作為年青人，應該做得更加多。」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絲路之友」會員陳志剛提到，曾有一次和「香港敦煌之友」的幾位老師一同欣賞有關犍陀羅藝術的展覽，對赤誠的熱情十分難忘，「我們年青人要付出更多精力去做文化保育與傳承這件事。」

不久前，邵學成將巴米揚的志願者請到中國，專程安排去敦煌學習，第一站就去了常書鴻的墓。邵學成希望通過敦煌人的故事，告訴在巴米揚的同路人，敦煌能有今天的成績，也是一步一步走來的。「同時也希望告訴巴米揚，你永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你身邊不僅有中國的專家學者，還有中國香港的這群老師。」

「古代絲綢之路的精神就是文明之間的對話。」班睿表示，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要繼續這種對話，要讓這個對話更便捷、更迅速、更豐富一些。

曾到訪過敦煌幾十次的李焯芬認為，在古代，敦煌是不同文明的「十字路口」，見證中華文化最多元包容、最具生命力的時代，「中國的華夏文明、印度佛教文化、波斯及西域藝術風格，甚至希臘羅馬藝術風格，不同文明在敦煌交流互鑒，共同提高，共同進步。」而今，在全球化眼光下，回望千年前這種不同文明的交流，從敦煌走出來的專家學者，同樣抱持「共同提高、共同進步、交流互鑒」的心情，走在絲綢之路上。

巴基斯坦訪問學者Nasim khan（納西姆）給予「絲路之友」極高評價。（點新聞記者任青攝）

受邀到內地交流犍陀羅文化藝術的巴基斯坦訪問學者Nasim khan（納西姆）給予了這群「絲路之友」極高評價，「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他們做了很多類型的保育工作，特別是提高了年輕一代對文化遺產的認知，這對犍陀羅地區很有好處。」

「中國在這些國家做保育工作，不是別人給錢就去幫他守護，全部都是自願的。」蔡素玉分享捐物資去巴米揚的經歷，「我們自願去的，不是那麼簡單說運進去就運進去，是很辛苦、經過很大工程才能做到的工作。」

【香港精神正是絲路精神】

與來自香港的幾位老師攜手並肩做了兩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文化遺產保護，邵學成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香港人的赤誠之心和擔當精神。「無論是『香港敦煌之友』對敦煌的幫助也好，對巴米揚或犍陀羅的幫助也好，這一種所謂的文化擔當和責任，可能是香港精神的一部分。」邵學成認為，香港精神正是絲路上共同付出、不求回報的精神，「在這群香港老師身上，我看到這一點，令我非常感動。」

「我覺得中國人是很有大愛的，所以全世界哪裏有什麼大災難，我們中國香港人都義不容辭。」蔡素玉笑稱，自己十分榮幸能跟住李美賢、李焯芬、紀文鳳和邵學成等人「跑跑腿」，盡自己所能做一些文化保育工作。「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我們的眼光不能只顧住自己這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