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聞島
近日本港輿論場沸沸揚揚，拔得熱議頭籌的是四個大字：垃圾收費。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如今的香港變成一件「有待商榷」的「壞事」，甚至迎來了第二次延期：從原定今年4月1日實施押後至8月1日。
在討論垃圾收費為何爭議如此之大前，先來看看港人的日常生活有多能製造垃圾？
根據環境保護署去年底公布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2022年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平均每日11,128公噸，足以堆滿4個奧運標準泳池，人均棄置量為每日1.51公斤。看回10年前的數據，早在2013年香港已是亞太區的「垃圾之都」，每日人均棄置1.36公斤垃圾，比台北（1公斤）、首爾（0.95公斤）及東京（0.77公斤）等鄰近發達城市都多。長此以往，多少個堆填區都放不下日常生產的垃圾。香港本就土地稀少，垃圾還要和人爭地，放任不管勢必導致「垃圾圍城」。
怎麼辦？早在2002年政府就組織了考察團到日本和韓國了解都市固體廢物管理及處理技術，借鑑經驗。除了堆填、焚燒，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從源頭減廢，並且提高回收再利用率。
怎麼做？再借鑑參考。首爾、東京、台北等地通過垃圾收費，都成功實現了從源頭減廢。2005年特區政府首提在本港垃圾收費；2012年初進行公眾諮詢，63%市民支持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57%贊成按量收費；2013年政府也邀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廣泛的社會參與，討論香港垃圾收費框架；經過多年的討論諮詢醞釀，政府於2018年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下稱《垃圾收費修訂條例草案》），而這份條例草案的審議在2019年和2020年幾經波折，最終在2021年8月獲得通過；2023年10月13日，政府刊憲，2024年4月1日開始實施垃圾收費。
掐指一算，垃圾收費在香港討論醞釀了近20年，有關話題在香港並非新鮮事，但卻是香港在減廢道路上，邁向國際水平重要的第一步。很多環保團體和政治人物在2021年法例通過時都表示「歡迎議案終於獲得通過」，大有「雖然遲到好過未到」之感覺。甚至在2023年7月政府綜合考慮實際情況，推遲實施垃圾收費到2024年4月時，不少人表示失望，希望政府盡快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以解決困擾香港已久的廢物處置問題。
踏入2024年，已經延期過一次的垃圾收費，眼看終於要實施了，一部分民眾才彷彿如夢初醒，「垃圾要收費？ 」
法例殺到埋身，市民、物管公司、業主法團、清潔公司、議員突然開始連環發問，怎麼有效追查違規者？誰監管？誰執法？不同持份者權責怎麼劃分？回收配套設施夠不夠？隨後開始擔心「萬一」自己每個月要花很多錢買垃圾袋怎麼辦，開始擔心「萬一」有人不守規矩，連累自己要多給垃圾處理費用怎麼辦，開始擔心「萬一」要為了加強執法加裝CCTV怎麼辦⋯⋯
一時間，整個社會充斥有關垃圾收費的焦慮。深究垃圾收費爭議原因，無外乎三個不到位：宣傳不到位，配套不到位，統籌不到位。
翻查立法會文件，2018年環保署向立法會提交《垃圾收費修訂條例草案》時，已言明「落實極具挑戰」，並列出六項多管齊下策略去推動行為改變、移風易俗，其中兩項就與前期準備和宣傳有關，其一是提供合適準備時間，在法例通過後至正式實施收費前，設一個12至18個月的準備期；其二是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及參與活動，包括針對大眾和特定群體的宣傳，及在特定環境展開社區參與項目，讓各方親身體驗垃圾收費實施等。2021年，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垃圾收費修訂條例草案》時，時任環境局局長再次提及垃圾收費實施策略，只不過這次只剩下了四點，上述兩點仍包含其中。
又兩年過去，2023年環保署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交一份討論文件，就垃圾收費實施日期等內容徵求意見。當中宣傳教育着墨頗多，包括加強持份者參與，組織超過160場簡介會，有6800名不同業界持份者參與，並且連同物業管理、環境衞生、回收及保安業界等持份者擬定8份良好作業指引，在當年10月陸續發布完畢。另一方面，自2018年提出垃圾收費實踐計劃至2023年，5年時間在全港2200個處所發放摸擬指定袋，參與場所垃圾棄置量普遍平均減少約10%。儘管減廢成果明顯，十分可惜的是，上述宣傳推廣，鮮見傳媒報道或社會討論，似乎成了「一小部分人的模擬遊戲」。
在2023年同一份文件中，政府報告了協助市民準備垃圾收費的宣傳方案，分三階段落實，其一是自2023年8月起宣傳實施日期、推廣「多回收•揼少啲•慳多啲」的生活態度，以及和不同業界討論出來的良好作業方式；其二是宣傳垃圾收費不同模式及市民和各界需如何做準備；其三是在實施收費前兩個月開始宣傳指定袋銷售網絡和鼓勵市民遵守法規。
於是，政府就這樣按部就班、不緊不慢地執行了，最終導致的局面，就是眼見距離原定4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步步逼近，整個社會卻炸了鍋：我究竟應該怎麼做？
從法例提出之初，政府就在強調宣傳的重要性，然而，遠的不說，自2021年法例通過至今，至少兩年的「準備期」，政府看似為垃圾收費下了不少宣傳功夫，不得不說，成果欠奉。
再看配套問題。環保署署長在接受點新聞訪問時提及，一個15L的指定袋，倘若「很好地配合分類回收」，實測過能用3天。誠然，減廢和回收相輔相成，但一大關鍵就是「很好地配合分類回收」這一點，不單是市民要主動配合去做回收分類，更重要的是社區回收網絡能不能配合。
政府推動「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讓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三色桶）走進全港超過3500個住宅或工廈。然而，三色桶設計不佳、放置地點不對、數量不均等一直遭詬病，廢物回收成效有限，一度淪為「環保面子工程」。
到政府推出「綠在區區」，目前全港已有逾170個回收點，通過「綠綠賞」積分換禮物等政策推動，帶動了近幾年回收量上升。然而去年聖誕節「綠在區區」運營商休假導致「雜物山在區區」，加之回收點服務時間無法滿足市民特別是上班族需求，同樣影響市民參加回收意願。
而針對佔每日垃圾中三成的廚餘，政府雖推出智能廚餘回收桶實驗計劃，卻要在今年內才能實現公共屋苑全部安裝廚餘回收桶。至於私人屋苑，雖有環保基金資助120部智能廚餘回收桶申請，但數字相較全港私樓總數杯水車薪。住宅樓宇的廚餘收集桶大多隻供該屋苑居民使用，公共智能廚餘收集點目前則只有九龍「綠在深水埗」獨苗一顆。至於地鋪食肆的廚餘，暫時只有在一定範圍試行的廚餘收集計劃，也難怪不少食肆老闆感嘆沒有預算請多一位廚餘處理專員，唯有將廚餘當一般垃圾處理。
說到底，缺的是統籌。這個統籌包括多個方面，包括政府與社會不同持份者之間，社會各界之間，及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
坊間熱議政策實施中責任劃分問題，包括誰監管、誰執法等，政府對此的解答是，以屋苑為例，物業管理公司是政府很好的合作夥伴，發現違規垃圾需用指定袋包好「執手尾」，並可將違法住戶找出來，加強解說和宣傳引導，若需要支援，環保署會到場負責勸喻甚至罰款等執法行動。然而，這樣的說法在近期引起強烈反彈，有物業想用大指定袋打包所有垃圾，無論違規與否一律「包底」處理，有物業則言明拒絕「執手尾」，遇違規垃圾直接「報案」讓政府處理。
按照政府之前的說法，相關部門與物管業界合作推出詳盡的良好作業指引，並已進行約52次培訓，有超過6000名中高層人員參與。都合作出執行指引了，怎麼到臨門一腳物管業界開始指責政府推卸責任了呢？
政府與業界的合作，是否有過詳細統籌呢？餐飲界提出處理廚餘問題、社福界提出處理老人院不可回收物問題、鄉郊提出配套設施不足問題⋯⋯8份良好作業指引涉及的8個不同行業及界別，都對垃圾收費細節提出疑慮和質疑，那這8份良好作業指引究竟是怎麼制定出來的？政府在多份立法會文件中提及的「在物管公司、業主立案法團及其他相關組織支持下⋯⋯增加公眾教育」，是一廂情願嗎？
再看達成10%減廢成果的垃圾收費實踐計劃，這是環保署與20個政府部門及機構在多個界別（公屋、鄉郊村落、餐飲界、商場、政府處所等）進行的，5年實踐中，難道從未出現過任何阻滯？相關部門有沒有及時總結經驗，能不能用於同類情況的答疑解惑？參與者不乏居民、物業管理公司、前線清潔員工，甚至其他政府部門，體驗過的他們為何沒有人現身說法，分享參與計劃的心得體會？
而今，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向行政長官作出建議，政府部門4月1日期先行先試，強調這是一次「創新和負責任做法」，李家超更指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協調政府跨部門間的合作。政務司牽頭協調各政府部門，不應該只停留在協調「先行先試」上，更應該全盤統籌，比如，統籌民政部門協調區議員、關愛隊對地區宣傳教育的支援，統籌房屋部門在公營房屋方面的支援，統籌環境局轄下各部門對監管、執法的支援，甚至統籌盡快完善回收配套設施等。垃圾收費既然是一件必行之事，政府各部門應形成合力，而非各自為政。
立法會議員的參與同樣重要。作為代議士，不僅僅肩負將市民聲音帶入議事廳的責任，還肩負立法、監督政府施政職能。立法會議員如何能通過質詢提出問題，如何能有效鞭策政府解決問題，同樣值得思考。本文前述引用的所有資料，皆源於立法會網站過往會議文件，很多文件中，不乏議員曾就今時今日輿論熱點問題質詢官員的紀錄。若之前提出的問題，一直有人過問有人追數，恐怕很多問題早已找到答案。
說到底，垃圾收費涉及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習慣改變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如公共場所禁煙、購物膠袋收費等，真正能成事之時間或許以數年甚至數十年計。垃圾收費，是透過經濟誘因來鼓勵各界珍惜資源，以減少整體廢物棄置量，達到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是香港完善可持續發展藍圖的一環，少不了每一個生活在這裏的你我參與。唯有解決三個「不到位」問題，讓每個人真正意識到自己在為環保出力，盡公民責任、社會責任，才能讓落實垃圾收費不用第三次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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