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追蹤｜公屋申請年輕化　透視出哪些問題？

文/蔣湖

昨日（11日），在一個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等參加的房地產論壇上，香港公屋申請高學歷及年輕化的現象，再次成為高頻話題。資料顯示，2023年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宗數，是20年前的2.5倍。當中超過40%屬「非長者一人」申請，平均年齡36歲，年齡中位數32歲，四成人擁有專上、大專或以上學歷。而「一般家庭」申請中，亦有44%是44歲或以下。另據房委會資料，30歲以下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申請者比率，過去10年由33%激增至52%。

對此，昨天何永賢現場介紹，「不時聽到有人稱自己排了公屋20多年，但其實受訪者都只是50多歲而已，減去20多年，即約30歲開始排公屋」，「公屋一人申請計分制不鼓勵年青人排公屋，現時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獲派公屋的平均年齡為57歲，最年輕獲安置申請者的年齡，則介乎47歲52歲之間」。

年輕族群中申請公屋者佔同齡人的比例情況，目前還沒看到相關統計，但公屋申請的年輕化趨勢，確實需要引起重視。

本來，全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房價都呈越來越貴趨勢，買不起房早已是國際現象。香港年輕人租住公屋本身無可厚非，不必做太多價值觀層面的解讀，評論為「躺平」、「廢柴」，是缺乏同理心的精英思維作祟。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對歷史要採取溫情主義態度。對香港發展史，亦當如是。

二戰後特別是19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始，伴隨歌曲《獅子山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胼手胝足、揮汗建成了香港這顆閃亮的「東方明珠」。其中固然有他們的一路披荊斬棘和櫛風沐雨，也不能忽視當時香港作為冷戰時期亞洲自由經濟體橋頭堡、東南亞最大資金避風港等制度和時代紅利，特別是背靠內地即將崛起的14億人口統一大市場，在連接祖國與世界方面發揮的「超級連接器」作用。就以房價為例，今日香港房價已久居世界最貴城市之列，早非當年房價相對便宜、買後即大概率升值的狀況可比。人都是理性的「經濟動物」，何況港人在經歷最近十年風風雨雨、起伏動盪後，人心思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樓市還在「跌跌不休」時先有個安穩地方住，會成為普通人考慮問題的常態。

不過，香港住房問題的特殊性在於，房價高企、中產以下階層不敢輕易上車的現象，其實由來已久。還一步步由單純的民生問題，演變為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由於樓價高企連帶水漲船高，香港的物價水平也高居世界前列。大受影響的尤其是年輕人，由於看不到可能改善的出路而逐漸心生不滿，民變終釀大禍。因此，如何從中充分吸取教訓，安撫年輕一代人心，需要各方深思。

目前來看，特區政府及主流民意已有共識：增加公屋供給，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讓更多中低收入者有合適房子入住。2022年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在未來5年提供15.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比之前的預計供應量大幅增加50%，當中大部分也是公屋。更早前的2018年，政府已決定將公私營房屋的供應比例，從60:40調整為70:30；即70%的新增土地將用來興建公營房屋，而當中超過70%是公屋。香港現階段的房屋結構，公屋、居屋、私樓的住戶比例約為30.3%：15.5%：53.5%。也就是說，公屋在香港整體住屋結構中所佔比例，還將進一步上升。

在筆者看來，一個經濟體採取怎樣的市民住房政策，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統一答案，端看其背後的文化、體制、管治水平、政府財力等各種具體情況而定。比如既有美國式的自由市場政策，政府只能通過信貸利率有所調控。也有新加坡式的國家福利主義政策，將房屋去商品化，「先福利，後市場」，以中央公積金和政府財政補貼為手段，儘量滿足國民住屋需求。現時新加坡有近90%人口住在組屋，其中業主佔 90%，租客佔10%。也有類似德國柏林的「半市場＋半調控」政策，市民基本上最多只能擁有一套房，政府通過信貸、稅收、出售、租金調節等各種手段，打擊和限制炒房。

香港該走哪一條路？較多論者推崇新加坡模式，可是新加坡九成以上土地為平地，全為政府擁有，可供房屋用地比香港多。加之１９６５年才立國，新起勞工階層是其群眾基礎，所以施政一貫以「大政府，小社會」理念為主軸，管制強勢，規劃長遠，在政策推動方面，如臂指手，毫無阻力。前總理李顯龍曾在國慶集會上豪邁宣布，要搬遷軍用機場騰出800多公頃土地，興建住宅社區。相比香港，多山地海洋，特區政府想發展新界東北區卻需要處處回環，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無論是激進的房屋福利政策，還是「積極不干預」的保守政策，香港都曾積極推行。前有1997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施政報告提到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後有2002年主張用市場無形之手自行調節樓市的「孫九招」，最後都廣遭詬病。特別是前者，正趕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一落千丈，私人物業5年多時間普遍貶值70%，連帶很多中產成為負資產。

《孫子兵法》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由此來看，衡量主政者是否稱職，只有一個辦法:是否能推行更多人支持並長期受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