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近日多個媒體均報道一宗發生在大埔區的好人好事，事緣一名女中學生在運頭塘的天橋徘徊，神情有異，幸有熱心港男上前問候，傾談間揭發女生遭受校園欺凌，更有輕生念頭，於是港男積極開導陪伴，令其平復心情打消壞念頭，並將女生平安送回家。事後，港男在網絡平台分享事件，獲網民盛讚為正能量。而上月30日，屯門一間中學亦發生疑似欺凌事件，一名16歲男生起身回答問題時，他同窗將原子筆放在座位上，事主坐下時被刺傷陰囊流血，須送院救治。
9月中，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發布共500多個樣本的調查結果，揭示駭人數據，竟有高達3成半高小學童在受訪時透露曾遭欺凌，當中22.1%因而曾想自殘，16.8%更想自殺，亦有51.4%受訪學童曾目睹校園欺凌。在受訪家長方面，約3成家長表示其子女曾被同學欺凌，其中近7成表示受到多於一次欺凌，更有約15%稱每天都被欺凌。在受訪老師方面，約6成半觀察到學生之間有欺凌行為，亦有約兩成老師指校方並未為受欺凌學童提供足夠支援保護。
本月9日，由嶺大帶頭與港大及中大合作的團隊發布的2024「香港學童快樂指數調查」顯示，本港校園欺凌情況惡化，學童「沒有受到欺凌指數」亦按年下跌2.75%，其中小學的欺凌情況較嚴重，近2成半的小四和小五學生曾遭受肢體和言語欺凌。負責調查的嶺大學者何濼生認為絕不能輕視語言欺凌帶來的心靈傷害，可能削弱學童的生命價值感，令其對於「活在世上很有價值」的認同感降低，影響學童精神健康。
事實上，本學年開學一個多月以來已發生多宗學生輕生事件，政府於去年12月在全港中學推出「三層應急機制」，並在今年初延長實施期至12月底。「三層應急機制」包括在第一層由學校及早識別介入輔導有需要學生，在第二層向校外人士包括社工及專業人士求助，以及第三級尋求精神科醫生作適切治療。教育界人士認為機制有優化空間，例如有鑒於個案數據反映第二層機制求助者比第三層少，故此輔導教師協會建議學校在轉介個案至第三層之前，可先由地區醫療單位的專業醫護評估判斷學生情況。
但「三層應急機制」是否就能有效降低學生自殺，據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去年15歲以下學生自殺個案有8成人，在生前沒有精神問題紀錄。同時港大在9月10日「世界防止自殺日」公布的本港自殺數據更顯示自殺人口年輕化，以每10萬人口計，2023年15歲以下青少年自殺率按年上升2.2倍至2.9，創10年新高，當中女性更由0.5升至4.2，令人擔憂。
故此，筆者認為完善「三層應急機制」時，應加入「防欺凌機制」。
其一，在學校層面，應設立由校長及駐校社工為核心的「匿名舉報欺凌渠道」，讓受害學生有信心其舉報能得到重視及有效跟進，舉報形式可以多元化，不但可以書面遞交，也可透過電郵或通訊軟件投訴。
其二，高年級與低年級學生可設立「配對機制」，一對一建立聯絡渠道，讓學生在自己的班級以外，有另一個非師長類的傾訴求助途徑，增進互助，減少難以啟齒的情況。
其三，應鼓勵學生將目擊到的欺凌事件，以及友儕的異常狀況，例如被同學嘲笑推撞、被小圈子孤立、同學常無故缺課、忽然情緒低落沮喪、成績驟降等，匯報給老師。
其四，一旦發現欺凌者，學校應秉公嚴懲以儆效尤，須報警處理，不可姑息。學生具備一定認知能力，明白對錯，若師長一昧將孩子視作「一張白紙」，縱容欺凌一再發生，對受害學生並不公平。
其五，校園欺凌往往與童黨密不可分，同時童黨更常涉暴力欺凌，有時甚至搞出人命，故此應加強對老師的相關培訓，透過觀察及抽問學生，細心留意是否有童黨分子滲透校園，自封「大佬」建立勢力，聚眾欺凌弱小，強索金錢等惡行。若有發現，校方應盡快通知警方執法取締。上月25日，警方就公布破獲4個童黨團夥，拘捕43人，涉嫌毆打勒索。這些童黨潛伏於黃大仙區內學校及遊戲機中心，不但向青少年收取保護費，更要求受害人加入三合會，從而操縱他們進行不法活動。
總括而言，不少學者均指出香港校園欺凌問題屢見不鮮，情況令人擔憂。2017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訪問了全球54萬名學童，發現在72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是校園欺凌行為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學生長期遭到欺凌而情緒受創，繼而萌生自殺念頭，並不罕見，故此應在校園推廣正向教育，營造關愛融洽的學習環境，並及早識別「欺凌者」及「被欺凌者」，絕對有助降低學生自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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