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毛澤東主席1965年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立以來，花了19年的時間才認識到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要採取什麼政治綱領才能夠取得革命勝利。」
1940年，他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然後9年之後，1949年，中國共產黨終於取得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證明，認識客觀事物是多麼困難。
從1921年7月到1925年1月，3年半的期間，中國經歷了許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隨着中國國民黨1924年初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工人運動逐漸擴大，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外敵入侵和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當時的形勢混亂，中國革命前途未卜，國共合作並非一帆風順。在大革命洪流中，潛伏着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右派張繼、謝持等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他們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消滅國民黨。
面對國民黨右派（所謂「西山派」）的進攻，中共中央於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
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問題是：共產黨人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而組織工人、農民和青年呢，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面臨的許多問題，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四大，共產國際代表維京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彭述之、維京斯基和各地代表分別作了報告。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上述這些基本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取得共識。
這次會議的成績，是第一次明確提出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於革命領導權問題，會議認為被壓迫階級必須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大會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和城市基層民眾的普遍參加，明確了工農同盟的思想，指出沒有農民的支持，工人階級要想取得領導地位並取得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
大會還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係，對反封建和反殖民有了進一步認識；同時決定加強刊物宣傳工作，設立黨校和工人補習學校，要建立運用革命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陣地。大會通過了《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決議，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彭述之宣傳部主任，張國燾工農部主任，蔡和森和瞿秋白同為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是最高領導層。會議在1月22日完成。
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回顧總結起來，中共四大有4大重要貢獻。當年孫中山已患重病，國民黨分為反共和親共兩派，國共兩黨矛盾尖銳，合作的基礎並不穩固。一旦孫中山不在，國共合作的前景堪虞。因此，中共四大的召開十分及時，極有預見性。
四大的4大貢獻，第一是明確提出了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第二是總結了三年半以來特別是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檢討了國共合作以來的政策和策略，在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上有了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筆者認為，15年後的1940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四大的思路基本上一脈相承。第三是強調組織健全的重要性。面對日益複雜的革命形勢和不斷壯大的黨員隊伍，原有的組織體系和工作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組織建設舉措：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單元，務求黨的組織架構更加嚴密、穩固、有活力；深入到工廠、學校、農村等基層單位，更好地發動和組織群眾，為革命事業奠定堅實的組織基礎；在國共合作的各領域建立黨團，提高黨員的組織歸屬和責任擔當，加強黨的組織性。第四是群眾工作，推動黨對群眾運動的組織和領導，聚焦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婦女運動，為此制定了相應的指導方針和行動計劃。工人運動強調通過建立工會組織、開展罷工鬥爭等形式，維護利益，提高覺悟和加強組織；農民運動鼓勵黨員深入農村，宣傳革命思想，組織農民協會，領導農民開展減租減息、反抗土豪劣紳等鬥爭；婦女運動倡導婦女解放，鼓勵婦女參加革命鬥爭，激發她們的革命熱情和積極性。
以上四個方面，中國共產黨說到做到，客觀上為三年後的1927年應對突變的形勢有所準備，才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的革命行動，才有後來走上井岡山的革命鬥爭。
回顧中共四大，其歷史意義深遠持久。在革命理論上明確了依靠工人階級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黨的基本認知；在組織建設上創新地為黨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根基；在革命策略方面實事求是地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注入了活力；在群眾工作方面的努力，充分彰顯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先進性和正確性。
現在回顧100年前的四大，可以看到當年新興的中國共産黨生機勃勃的精神，在組織建設、理論創新和群眾工作等方面的寶貴經驗，為隨後出現的革命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話說回來，四大對於怎樣取得革命的領導權、怎樣實現工農聯盟、是否武裝鬥爭、工作重點在農村還是城市等問題，還缺乏具體明確的主張，沒有認識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關鍵性，因而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建設革命武裝和建立革命政權的重要性。至於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開展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團結各階層成立統一戰線，以民主協商的方式建立政權；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走中國自己的道路等，都是四大以後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才逐步摸索得到的。
隨後的15年，有好幾個歷史轉折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武裝革命第一槍；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1934年10月17日，中央蘇區開始戰略轉移，翌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蘇區，中央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然後有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發表。
筆者在香港大學的同窗好友鄭先生從去年開始和幾位熱衷於旅遊的朋友踏上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路，估計現在已經去到四川。長征共經過11個省，攀越18座大山，飛渡24條大河，跨過雪山草地。鄭同學他們當然會利用現時發達的交通工具，安全至上，估計今年將抵達延安完成壯舉。百年回眸，歌唱祖國。中國近代百多年來艱苦奮鬥取得成功，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史無前例、光榮偉大的篇章。這是客觀的正確評價，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筆者認為，香港年輕一代在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成長過程中，系統地認識國家的近代奮鬥史很有益處。2500多年前，孔子登高望遠，看到山下奔流的泗水（黃河支流），有感而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歷史潮流，浩浩蕩蕩，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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