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由特區政府一次性注資216億元開發建設的西九文化區，加上地庫工程涉款235億元、馬會捐贈的故宮文化博物館建造費用35億，整個西九造價超過500億。各項設施相繼落成10年來，雖然運作大體順暢，唯迄今難以達到政府當初預期的以商養文的收支平衡的營運模式，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4/25年度，「經常性營運赤字」竟然高達10億元。面對如此巨額赤字，管理層迄今仍無解困良方，不知西九困局將持續至何年何月。
政府當初在高達3000億元地價的黃金地段設立西九文化區，並設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旨在提升香港的社會文化品位，打造具有吸納遊客人氣的地標文化，使香港成為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從而提升香港軟實力與競爭力。
從操作營運層面講，就是要成為具備文化交流創新管理能力，並能夠以商養文，財政穩健自負盈虧，透過酒店、辦公室、住宅發展和文創藝術娛樂場地，這也是當初立法會同意撥款的前提。然而，不論是基於疫情等不可抗力的自然原因，還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工程及項目嚴重延誤，包括長達數年的連同中環的南碼頭工程以及酒店工程，多個項目招標反應不佳及多項工程嚴重拖延，在16年間只落成了兩座博物館、戲曲中心、自由空間和藝術公園，結果造成入不敷出，並極有可能使財務成為無底黑洞。
要想堵塞西九財政黑洞，消弭赤字，同樣離不開開源節流，唯一保持相對穩定持續的營運收入，才能從根本上扭轉目前的財政困局。正如政府財政預算案開源節流一樣，削減赤字首先必須積極考慮節流。翻查西九年報，2022/23年度西九營運開支14億6,434萬，而員工支出4億4,284萬，佔總開支高達30%。這一比率可謂冠蓋全球所有文化產業機構，而且還是在西九連年虧損赤字的情況下的高額薪酬開支。
西九高級行政員工的年度開支為3,582萬。其中，行政總裁的年薪是637萬元，幾乎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年薪的1.5倍。雖然基於兩地的社會實際狀況，兩者之間並無可比性，但由此亦可見西九管理層薪酬之高。至於西九10位高級行政人員，年薪亦由550萬至200萬。此等薪酬明顯高於香港一般文化藝術機構和國際文化機構1~4倍。外界迄今不明這般高薪是基於何等標準何等業績何等理據釐定的。
西九文化區的管理模式完全可以用疊床架屋來形容，包括行政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發展委員會、表演藝術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投資委員會、M+購藏委員會等。由各委員會做決策，通常是多個委員會交叉決策，再交由各部門分別執行，令到整個文化區的運作流於行政化程序化官僚化文牘化，至於能否達致港人自以為是的精英化，只能是見仁見智了。
在管理體制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有一個董事局、M+博物館也設董事局，雖說兩個董事局管理兩個場地，但是，兩大場地是否需要一個並非全是專業人士組成的董事局管理呢，還是完全因人設事呢？確實值得質疑。又或，兩個董事局能否合併管理，並就兩大展館配合運作，是否更能夠提高效率呢？或者乾脆裁撤兩大董事局，如同政府文化博物館、藝術博物館，實行館長負責任。否則，高高在上的西九管理局會否早已被架空武功盡廢，又或，西九管理局在管理什麼呢？會否被外界質疑尸位素餐呢？一個小小的渡輪碼頭興建了六七年尚未完工，這究竟意味着什麼？
西九管理局設立「諮詢會」，職責是「收集公眾對有關管理局職能事宜的意見，作為管理局與公眾之間的橋樑」。但諮詢會究竟有無發揮其功能，何以外界多年來強烈呼籲改革西九管理局的管治模式，迄今未能付諸行動？若然依然如此故步自封因循守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期望西九擺脫財赤只能是癡人說夢。
西九作為本港的文化地標，間中亦有較為引人注目的展覽。如「凝視三星堆」特展，深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和各區域文化間的交流，引導港人沉浸中國璀璨文化成就；「貝聿銘：人生如建築」特別展覽亦廣受好評；2024年底舉辦的「西九繽紛聖誕」吸引了超過77萬人次到訪西九藝術公園。這些曇花一現的成就，確實難以掩蓋西九所面臨的窘境，
西九行政總裁馮程淑儀今日形容2024/25年度是「艱難一年」，面對如此艱難環境，要想削減赤字達致收支平衡，就必須應變求變開源節流，嚴控成本，積極開拓新的收入來源，以及推動項目商業化，逐步為西九的長遠財務可持續性奠定更穩固的基礎。至於管理層考慮的賣地增收，在目前地產市道疲弱的不利情況下，能否落實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問題，除非忍痛割愛大賤賣，且即便是成功賣出，能否達致預期的收益都是未知數。
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既然西九管理局管理層薪酬屬於公帑開支，就應該實行政治問責，賢者上庸者下，由政府基於營運效績的政治任命或公開招標，訂立嚴格的KPI考核機制與財政平衡指標。唯有如此，方可窮則思變，在識變應變求變中甩掉財赤黑帽。這是通過改革改變西九困局的必然選擇。特區天天高喊改革，高叫識變應變求變，何不先從西九文化區管理入手，革故鼎新，務實有為地推動變革呢？又，西九管理層何不窮則思變，通過變革走出困局，以釋除社會質疑與不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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