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進駐香港9年，一度榮登一哥寶座，惟隨着勁敵接連加入市場，業務走向下坡，昨日（10日）宣布以清盤方式撤出香港市場，並於下月7日結束全部業務，遣散約200名員工，部分資產轉售另一外賣平台foodpanda，客戶要在限期前使用禮品卡及賬戶餘額。香港外賣市場由三大主流平台平分天下，將變為foodpanda與Keeta平分秋色。有消費者及食肆擔心平台選擇減少，優惠相對縮皮，服務費更高，但有專家指出香港速遞外賣的運輸成本高，加上香港食肆密度高，平台加價只會迫使客人去堂食或自取外賣，更不利於平台經營。
Deliveroo昨日表示，香港市場佔集團全球總交易額5%，去年盈利率經調整後仍是負數，考慮過多個策略方案認為未能繼續提供最理想服務，亦不符合股東最大利益，決定撤出香港，已經提名清盤人處理剩餘資產。
旗下送貨超市小廚即日停業
Deliveroo位於中半山的「戶戶超市」昨日已貼出清盤告示，集團旗下6間送貨超市及兩間戶戶小廚亦即日起停業，主要的餐廳外賣服務就會運作到下月7日。
Deliveroo表示，已經與foodpanda簽訂協議出售部分資產，並轉移現有客戶及外賣員。他們在登入賬戶都會收到訊息，客戶經連結轉到foodpanda落單可以獲得優惠，車手亦會有獎金，部分Deliveroo的餐廳及商戶亦會進駐foodpanda。至於超過12,000名的外賣員則以自僱方式聘用，不涉及遣散。
不少食客及食肆得悉事件後均表示並不意外，有食客坦言：「相信係因為Keeta加入市場後，不夠競爭。Keeta一入香港市場派現金券又有很多優惠，吸引很多客人使用。」有食客擔心日後外賣平台變少，優惠減少，服務費更高。
增分成 食肆卻步
有食肆表示，Deliveroo從一開始大手送優惠，到後來增加與食肆的分成，令部分食肆卻步。一間與該平台合作三四年的咖啡店表示，「他們開始進入香港市場時，好大手筆免送遞費，後來每張單都要向餐廳抽分成，現在我們每月要付約一千元月費給平台。」店主擔心，外賣平台減少至兩家，平台方會向食肆收取更高送遞費，「如果這樣，可能會向客人加價。」
Deliveroo曾是香港外賣平台的「一哥」，但之後備受foodpanda等平台爭奪市場。前年5月，內地美團旗下Keeta進軍香港，市場競爭更激烈。去年有機構調查顯示，Keeta截至去年3月，訂單數量已佔香港外賣市場約44%份額，躍居全港首位。而foodpanda的市場份額則由此前的60%降至41.6%，Deliveroo最少，份額僅不足25%。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信Deliveroo退出香港只是市場競爭的關係：「香港的外賣市場並不大，並持續萎縮，無法容納太多外賣平台。加上Keeta進駐香港，支持不住，就只能退出。」
學者：疫後外賣習慣漸消減
他指出，香港外賣市場成本高，加上香港食肆密集，食客多走幾步已有食肆在附近，速遞費過高，反而令客人卻步，利潤受限，「香港最低工資升到時薪四十多元，送個餐一來一回要支付七八十元的外賣成本。而香港外賣市場在疫情期間迅速膨脹，市民沒有選擇，外賣是最好的選擇，現在早已恢復正常生活，外賣習慣慢慢消減，愈來愈多人出街吃飯，減少叫外賣。」
莊太量估計，剩下來的外賣平台也要艱苦經營，大幅加價的可能性低，「因為市民有別的選擇，隨時可以出街食，也可以買菜回家做，如果叫外賣太貴，客人不斷減少，外賣平台的生意額就會不斷減少。」
特稿｜訂單僅月賺千元 外賣員：結業「遲早的事」
有外賣員形容，公司結業是「遲早的事」，因為訂單愈見減少：「Keeta的訂單每月可賺取1萬至2萬元，在foodpanda每月可以賺約1萬元，而戶戶送的訂單僅約一千元。」
李先生從事外賣員近6年，一開始是foodpanda的外賣電單車騎手，後來同時加入Deliveroo，主要在葵涌提供服務：「戶戶送最風光的日子是在2020年及2021年疫情期間，我最多曾經賺取超過200元時薪。」
疫情過後，美團Keeta攻港，李先生說，Deliveroo的單量愈來愈少，平日的中午及非繁忙時間，每小時僅得一兩張單，每張單酬勞約30元至40元。
工會憂車手長期服務金無着落
外賣業於疫情期間蓬勃發展，惟外賣員與平台之間的僱傭關係一直模糊不清，直至Deliveroo決定撤出香港，資方依然堅稱旗下超過12,000名的外賣員以自僱方式聘用，不涉及遣散問題。關注外賣員勞工權益的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分會主席王師樂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工會至今雖然沒有接獲相關的欠薪、工傷糾紛等求助，但就收到數宗有關長期服務金的查詢。有Deliveroo的外賣員表示，對公司清盤毫不驚訝，因為近月訂單量遠較foodpanda和Keeta少，每張單的酬勞亦較低，擔心市場剩餘兩大平台後，外賣員的議價力更低，外賣員備受平台壓榨。
審裁處：外賣員與平台屬僱傭關係
過往有外賣平台結業，例如ubereat及Zeek等，其中Zeek結業曝露外賣員一直存在「假自僱」的問題，勞工權益未受保障，多名外賣員表示被資方拖欠服務費。2023年，勞資審裁處裁定Zeek與6名送貨司機為僱傭關係，公司須賠償遣散費、欠薪等。
王師樂表示，如今Deliveroo清盤，為外賣員索回長期服務金困難重重，因為各大平台與外賣員已簽署自僱合約，以此逃避法定的保險和員工福利責任。「但實際上，外賣員明顯是受僱工作，與外賣平台是僱傭關係。在我們工會多年爭取下，已引起政府關注，早前已着手研究相關修例。」
她指出，若法例明確規定外賣員與平台是僱傭關係，平台將承擔更多相關成本，加上對香港市場前景評估，或許成為平台決定是否留在香港的原因之一。
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認為，Deliveroo有社會責任確保旗下員工的勞工權益得到應有保障。工會將會繼續關注事態發展，密切關注deliveroo員工的遣散安排，又呼籲受影響的外送行業工友致電與工會聯絡，工會將為工友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
議員倡外賣員定義為獨立工作者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正在接觸部分受影響前線員工，以了解他們的具體情況。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表示，該公司的行政員工受僱傭條例保障，但外賣人員屬自僱人員，不受保障。即使戶戶送與另一外賣平台簽署協議，旗下外賣人員可以轉至另一平台工作，但是否能吸納所有受影響外賣人員是個疑問，這些員工可能面臨失業。
他建議政府應倣效外國做法，將外賣員定義為自僱人士及僱員之間的獨立工作者，可以享有工傷及退休金供款的最基本保障。
林振昇認為，是次事件只屬個別行業的情況，涉及某種消費習慣及市場模式改變，以致部分企業可能需要被淘汰，未必反映香港的整體經濟環境。疫情之後，市民多了北上消費，政府亦鼓勵多出外活動消費，留在家中訂購外賣的人相對減少，可能影響部分經營者生意。
（來源：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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