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尉明川
近日，知名港企長和擬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大港口在內的43個海外港口經營權，引發廣泛關注。有網友分析，貝萊德等華爾街機構在此過程中扮演了法律「白手套」角色，而主權財富基金的參與則構成了新型地緣政治工具，這種運作模式與港口資產收購存在深層次戰略關聯。筆者對此深以為然。
從國際法視角審視今次交易，絕非單純的商業博弈，而是一則擬通過商業工具實施地緣政治控制的典型案例。這種以資本為「白手套」、以多邊機制為載體的操作，通過制度化的「公私合作」模式重構新殖民主義法律框架，實質已系統性侵蝕國際法體系。
資本「白手套」與地緣政治控制的結合
貝萊德在此間扮演的角色值得深究。從現有公開信息及國際資本運作模式分析，貝萊德參與收購前述港口資產時，確實存在與主權財富基金合作的可能性。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貝萊德通過旗下基礎設施基金參與港口併購，其2021年設立的150億美元基建設施基金，明確將交通樞紐列為重點投資領域。在法律結構上，這類基金常採用有限合夥制，為主權財富基金提供匿名投資通道。貝萊德採用開曼群島、盧森堡等離岸註冊基金作為收購主體，利用《海牙信託公約》第15條關於信託法律適用的條款，掩蓋最終受益人身份。這種設計使主權基金的投資在法律上呈現為「美國資本」，實質構成對東道國外資審查制度的規避。
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貝萊德不僅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還具備廣泛的政治資源和法律網絡。通過參與今次交易，貝萊德等機構表面上扮演了中立的商業角色，實則可能成為地緣政治控制的「白手套」。通過資本運作和法律工具，將地緣政治目標隱藏在商業交易背後，既規避了直接的政治干預，又實現了對關鍵資產的控制。
主權財富基金的參與，則進一步凸顯交易的地緣政治屬性。該類基金通常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投資行為往往帶有明確的戰略意圖。今次交易，主權財富基金的介入可能意在通過資本手段獲取對全球港口網絡的影響力，從而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這種新型地緣政治工具的使用，意味着全球資本與政治權力的深度融合。
新殖民主義法律框架的重構
區別於拜登政府時期的「規則聯盟」戰略，特朗普政府更關注單邊主義、交易型外交和直接施壓，比如退出多個國際協議削弱美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作用（可理解為「先退後攻」），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包括對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實施制裁等。
貝萊德今次收購的運作模式實質是通過制度化的「公私合作」，重構了新殖民主義法律框架。與傳統的殖民主義不同，新殖民主義不再依賴軍事佔領或直接統治，而是通過資本、法律和多邊機制實施間接控制。當中，國際法體系被工具化成為大國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載體。譬如，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其國內法律（如《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和多邊機制（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外資交易進行審查和干預。這種制度化的「公私合作」模式，不僅掩蓋了新殖民主義的本質，還使其在法律框架下「合法化」。今次收購港口事件正是該模式的典型案例，通過資本運作和法律工具，全球港口網絡被納入大國的地緣政治戰略。
用商業工具實施地緣政治控制的典型案例
港口作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節點，其運營權變更可能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根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港口服務屬於服務貿易的範疇，成員國應確保港口服務的非歧視性和公平競爭。前述港口被拋售後，新的運營商能否繼續提供高效、公平的港口服務，將直接影響全球貿易順暢性。同時，港口運營權的變更可能引發國際貿易中的壟斷問題，導致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競爭，且更易成為地緣政治控制的手段。比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可能通過控制關鍵港口，對中國實施「軟遏制」戰略，限制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活動。此外，今次交易還可能引發其他國家效仿，進一步削弱中國在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影響力。
再者，今次交易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鍵貿易夥伴國、地緣政治敏感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均產生深遠影響。為此，要積極應對事件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確保我國在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中的戰略利益。並且，還應警惕西方國家通過資本手段實施地緣政治控制的意圖，維護國際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推動全球治理回歸法治與合作的軌道。唯有這樣，才能避免國際法體系淪為大國博弈的工具，更好實現全球公平與正義。
今次長和事件警示我們：國際法的戰場，從來都是大國博弈的延伸。唯有將反霸權鬥爭提升到國際法解釋權爭奪的戰略高度，才能打破「普世規則」迷思，重建真正多元共生的全球法律秩序。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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