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江南
近日，長和集團擬將巴拿馬運河兩大港口等43個海外港口拋售給美資，引發較大爭議。各種聲音中，有個別人士竟將主流輿論對涉事港企做法的必要關切、理性批判，解讀為所謂「干預私企運作」云云。必須指出，此等論調顯然無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更是對輿論監督正當性的偏見。
企業社會責任的演進，本身是商業文明發展的縮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曾在1970年提出「企業的責任就是增加利潤」，這一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主流的商業倫理。不過，安然破產、雷曼危機等重大商業醜聞接連爆發，暴露了單純逐利模式的局限性和風險。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單純追求利潤很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並且會動搖社會穩定的基礎。在此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成為現代商業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演變為一種「軟法」，要求企業在法律合規的前提下，為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承擔更多責任。
回到今次拋售港口資產風波，主流輿論主要的質疑點在於涉事港企的商業決策與社會責任嚴重失衡。
在國家戰略層面，巴拿馬運河港口位處全球航運通道咽喉。這些戰略資產若輕易落入奉行「美國優先」的資本手中，很可能會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造成嚴重衝擊，同時向國際社會釋放了錯誤信號：中國企業可以因短期商業利益而漠視國家整體利益。此事遠非生意問題，而屬大是大非問題。輿論若不及時講清利害關係、警示有關主體，或將引致更多類似「割肉飼虎」的交易，進一步損害國家的戰略安全。
而對相關行業來說，今次交易頗有些「死道友，不死貧道」的不負責任。特朗普早前已高調宣稱要「收回」巴拿馬運河，並威脅對中國船隻徵收「政治附加費」。當此之時，拋售港口很可能被視為向美國霸凌行徑妥協。後續，美國或會變本加厲採取更多脅迫手段，逼迫中國企業出售更多戰略性資產，還將導致這些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面臨更大壓力。若美國在有關港口加徵「政治附加費」，將直接增加中國航運企業的運營成本，衝擊我國造船、航運、外貿等上下游行業，影響大量從業者的經營、收益甚至生存。
作為香港特區的龍頭跨國企業，其重大商業決策不止影響股東利益，更關乎國家戰略利益和行業的長遠發展。公眾的質疑恰恰反映了對涉事港企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期待，希望它能扛起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責任，而非僅僅追逐短期商業利益。基於此，外界對今次交易進行理性批評和監督無可厚非，也體現了成熟商業社會的公眾責任意識。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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