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筆者最近有好朋友到過貴州遵義旅遊，在遵義會議舊址前拍照留念。筆者油然而生感慨，因為舊貌新顏，貴州從弱轉強就是明證。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就是在當地出生，所以取名遵義。筆者浮想聯翩，記得1935年出席遵義會議的有20人，好幾個從法國留學歸來，包括周恩來和鄧小平，此外還有李卓然。
在中共黨史上，90年前（1935）在遵義舉行的會議十分關鍵。彼時，中國共產黨自從1921年7月成立以來，歷經14年的奮鬥，最後在遵義開會後，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出席會議的，有不少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當中，李卓然便是和周恩來在1920年一同赴法。李卓然和周恩來只差一歲，此後的56年，兩人相知相識，雖然工作崗位不同，從青年時期為國為民的理想始終不渝。周恩來1976年逝世，享年78歲；李卓然1989年逝世，享年90歲。
李卓然1899年出生於湖南湘鄉，1922年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法國6年後，李卓然1926年到蘇聯，1929年回國，1930年到江西中央蘇區。周恩來1924年回國，1931年到中央蘇區。兩人7年前法國一別之後，在瑞金重逢。
李卓然一生功業有幾個方面，建國前在紅五軍團、遵義會議和西路軍發揮作用，建國後在理論宣傳方面積極貢獻。他在紅軍從事政治工作，後來一直擔任黨和軍隊的宣傳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央馬列學院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辛勤付出。中央馬列學院是今天中央黨校的前身。
李卓然的理論基礎，主要建立在留學法國和蘇聯的9年。留蘇3年，他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任莫斯科中山大學黨支部組織委員、列寧格勒軍政學院黨總支委員會委員。1928年，李卓然加入蘇聯共產黨。
1929年，李卓然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兵運訓練工作，主持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條例，成為中共領導下紅軍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條例。1930年，李卓然調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中央紅軍司令部總直屬隊總支書記、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辦公室主任、中央紅軍總政宣傳部長等職，參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李卓然資歷深厚、能力高強。他到中央蘇區後，就與毛澤東（政府）和朱德（紅軍）一起工作；加上他和周恩來及鄧小平在旅歐時期早已稔熟，此人脈和經驗並非一般。
長征前夕（1934年10月），周恩來找到李卓然談話，要求他出任紅五軍團政委。紅五軍團是紅一方面軍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周恩來當年是最高領導，對李卓然期望甚殷。長征出發，中央決定紅五軍團擔任後衛，保證前面中央機關的安全、阻截從後面追來的敵人。長征隊伍排列的部署是中央機關在中間，前面是紅一、三軍團，後面是紅五軍團，兩翼是紅八、九軍團。因應戰鬥需要，軍團方位會有更換，但紅五軍團殿後的位置始終不變。
長征途中，對紅軍部隊的政治工作和宣傳教育十分重要，做不好會影響戰鬥力，更會有開小差現象。李卓然以政治動員保障戰鬥任務完成。長征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排在最後，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紅五軍團在後面打阻擊拒止戰，和中央保持着一兩天路程的距離，軍情險惡可想而知。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打得最慘烈的一仗。紅五軍團付出了巨大犧牲，保證了中央機關和其他部隊過江。紅五軍團第34師被敵軍阻隔在湘江以東，陷入重重包圍，5000多名紅軍壯烈犧牲。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佔遵義後休整，召開會議總結經驗，策劃將來，當時已在醞釀應否更換領導人。1月13日，中央以「周恩來」個人名義分別發電李卓然，通知他「15日召開政治局會議，14日趕來遵義城」。當年軍情緊急，文件散佚。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一份關於召開遵義會議的電文通知。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李卓然兩天不眠不休、風雨兼程，當天下午才趕到。當晚，毛澤東約談李卓然。李卓然實事求是地把殿後部隊傷亡慘重的情況匯報，詳盡地介紹了湘江戰役失利，折損了一個師的兵力，部隊對李德的意見很大。毛澤東鼓勵李卓然次日在會議上講深講透。
李卓然參加了16日和17日的會議。他認為紅軍突圍出來開始長征後的軍事指揮大有問題，一路畏敵逃跑，五軍團擔任全軍後衛，犧牲慘重，第34師為了掩護中央過江幾乎全軍覆沒。李卓然毫無保留、果敢地、實事求是地講了部隊的實際情況，指戰員極度不滿，認為應當撤換有關領導。他以前線將領的親身體驗在會上發言，批評「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對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明確表示要撤換錯誤領導，對會議最後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有着非比尋常的積極作用。
李卓然旗幟鮮明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在中共歷史上極其重大的轉折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發言實際上是對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會議決定毛澤東參與領導紅軍繼續北上抗日，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此，從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歷史的正確評價，毫不誇張。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到達懋功。紅五軍團轉戰數省，一直擔任後衛，經常和敵人的追兵發生遭遇戰。最終紅五軍團保證了中央紅軍到達陝西，和第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中央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後，有迫切需要在政治思想上磨合，要做好兩軍的團結工作。周恩來代表中央又一次找李卓然談話，動員他到紅四方面軍工作。但當時條件尚未成熟，周恩來並沒有向他透露張國燾和中央之間存在北上還是南下的路線爭議。7月，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李卓然堅定支持黨軍領導要統一的正確主張，協助朱德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進行堅決鬥爭，為後來紅四方面軍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打開西北的抗日局面並打通國際路線，決定成立西路軍，陳昌浩和徐向前分別出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正副主席，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負責政治思想工作。11月，他們率領部隊西征，經歷萬山千水，期間艱苦卓絕，同新疆軍閥馬步青、馬步芳部隊的優勢兵力英勇作戰，取得慘勝。可惜西路軍西征僅半年左右，兩萬人的隊伍打剩只有大約3000人，有必要戰略轉移。
1937年3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和陳昌浩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任工委書記統一指揮西路軍，同時確定了進軍祁連山的路線。李卓然確保部隊團結一致、集體行動，不和敵軍正面接觸，最大限度地保存實力，伺機返回延安。西路軍餘部最終擺脫了馬家軍的圍追堵截，退入祁連山。
李卓然和電台工作人員在沒有汽油和電池的條件下研製手搖發電機，終於和中央取得聯繫。中央指示西路軍走出祁連山，到新疆星星峽，黨中央派陳雲和滕代遠安排他們回延安。4月底，李卓然率領西路軍殘部420多人到達甘新邊界的星星峽。陳雲、滕代遠等從烏魯木齊趕到星星峽迎接，送他們返回延安。李卓然在形勢十分危急、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戰勝艱難險阻，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幹精英。
1937年，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卓然的工作又有轉變。本文已經太長，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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